原创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一）( 二 ) 原标题：他乡

当然，现实不可能完全符合理想中的观念或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某些非礼祭祀，如越望之祭、越份之祭，遭到一些传统维护者的批评。东汉末还出现了单个祠神广泛传播的现象。例如，助汉室平定诸吕、立文帝的城阳王刘章死后，在其封地内立祠祭祀， “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 ”[4]据王沈《魏书》记载，当时奉祀刘章的神祠共有六百多座，推动该信仰的群体除了巫觋之外，最重要的可能是商人。 [5]

但是，据我所知，宋代以前这类违背“祭不越望”原则的现象并不普遍，往往是作为批评对象，或者是当作特例为士人、官员们所注意。更常见的是祠神信仰的范围一般在与祠神有关系的地区，如果是人物神，则是在与其生前有关之地区，如果是山川神，须是山川所在之地。这也是宋以前祠神信仰的大致状况。

变革出现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宋人记载祠神信仰的文献中，与“祖庙”、“本庙”相对的“行祠”、“别祠”、“行庙”、“行宫”、“别庙”等用语已十分普遍，官私所修方志“祠庙门” ，也经常提到某某行祠，首都临安的方志更有“外郡行祠”一目。 [6]这说明宋代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祠神信仰走出其源发之地，向其他地区、甚至向首都传播，当拥有一定数量的信众之后，又在他乡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祠宇，形成新的信仰中心。这些外乡来的行祠遍布各地，影响甚大，通常能够得到传入地的民众和官方的认可，以至于官修的《咸淳临安志》需要为之单立一目。

应该说，从“祭不越望”到“行祠”林立是中国民间信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变革之一，也是唐宋变革中民间信仰世界所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对此，国外学者贡献比较突出，较早的是祁泰履（TerryKleeman）对梓潼神的研究，他指出梓潼神的传播与南宋末年的四川移民、道教有密切关系；[7]韩森（ValerieHansen）则对宋代的四位地区性祠神――五通、张王、天妃、梓潼――做了全景式的分析，认为新庙宇的增加是沿水路推进的，地区性祠神的崇拜最先都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行商和任职于外乡的官员是其主要支持者和传播者，祠神信仰传播是商业革命在信仰世界的反映。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