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黑团伙获利超40亿，背后有26把“保护伞”

2020年01月20日 20:25:01 来源：政知道撰文 | 刘艺龙 1月2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扫黑打伞除恶务尽》一文披露了浙江26名公职人员充当“黑老大”虞关荣“保护伞”的细节：其一、江滨国际KTV降格处理案，是专案组撕开虞关荣“保护网”的关键节点；其二、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作出批示，要求依法查办，除恶务尽；其三、浙江省纪委监委提级办理、异地留置。整个“拔伞”工作共在4地设置7个办案点，办案规模最大的时候，同时有20多个办案单位参与，人员达500余人。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注意到，虞关荣案由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是浙江省近年来查处“保护伞”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的案件。非法持枪 “黑老大”虞关荣早年犯流氓罪， 1997年刑满释放， 2000年后逐步涉足混凝土行业，甚至一度垄断了浙江杭州滨江区混凝土市场价格。此后，虞关荣更是称霸了滨江工程项目，从土方、市政绿化到土建工程，无一不有他的身影。 2018年5月，虞关荣及其团成员伙被捕。

庭审现场 2019年12月30日，以虞关荣为首的66名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获刑。其中，虞关荣涉26罪，被判无期。法院查明的情况，该黑社会性质组织“以黑护商”“以商养黑”：有组织地实施走私枪支2支、非法买卖枪支1支、非法持有枪支2支；实施寻衅滋事66起；实施强迫交易22起；实施串通投标21起；实施非法拘禁10起；实施敲诈勒索和开设赌场各8起；实施聚众斗殴7起；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违法犯罪行为达29起；涉案金额达40余亿元，造成14人轻伤、8人轻微伤等严重后果；同时查明，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其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庇护，共计行贿42起，合计700余万元。省委书记作批示有“黑”必有“伞” ，有“伞”必被打。 2018年7月13日，浙江省公安厅向省纪委监委移交了虞关荣涉黑案件涉及的“保护伞”问题线索。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作出批示，要求依法查办，除恶务尽，确保案件质量。政知君注意到，江滨国际KTV降格处理案，是专案组撕开虞关荣“保护网”的关键节点。 2011年5月7日，虞关荣团伙骨干成员吴才龙在杭州市江滨国际KTV消费签单未果后，指使手下在江滨国际KTV打砸。当时打砸场面惨烈，报案时涉案金额达10余万元。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却出人意料：损害物品价值被认定为1580元，寻衅滋事案件被降格为普通治安案件，吴才龙等人成功逃避刑事追究。专案组调查发现，时任杭州市滨江区高新派出所副所长的沈伟是办理此案的具体人员；时任滨江区公安分局党委委员、刑侦大队大队长田少华，时任浦沿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杰，时任滨江区高新派出所所长王敏铖均有打招呼说情等情况；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时任滨江区公安分局局长的朱伟静也表示可从轻处理。通过对此案的深挖，专案组一下子拔出背后5把“保护伞” 。朱伟静从1998年起，他就担任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局长，前后长达14年。 2012年他调任杭州市公安局，之后又一直在这里担任领导职务。

此后，虞关荣背后的26把“保护伞”被连根拔起，整个“拔伞”工作共在4地设置7个办案点，办案规模最大的时候，同时有20多个办案单位参与，人员达500余人。值得一说的是，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原局长凌军不仅是虞关荣涉黑团伙的“保护伞” ，还参与过对该团伙的收网行动。凌军196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 1987年开始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曾任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政委，淳安县公安局局长。 2016年底，他履新杭州市滨江区委常委，公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