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难过山海关：东北到底有没有救？( 二 )

浦东俯瞰夜景在浦东开发最初的五年，上海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每年以50.7%的速度增长。外资大量涌入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技术和通往国际市场的渠道，而且还带来了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和制度。在中央与外资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浦东开发的新动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这极大地帮助了上海解决原有的老问题。浦东的开发助推上海变成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反观东北，既缺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机会，也缺少外资带来的要素投入和制度。即使在1992年全国开启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热潮时，沈阳在1995~1999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长也只有5.88% 。虽然东北没有像深圳和上海那样，在打造新动能、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时得到外部条件的助推，但是与杭州相比，东北在理论的层面应该也存在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条件。东北不是没有进行任何改革，而是严重地低估了自身在没有外力助推，又受计划经济旧制度环境严重制约的条件下所需要的改革的深度和难度。长期以来，东北的改革均停留在表层，改革也经常被与旧经济结构相连的制度环境严重侵蚀，既没能支撑新产业变成新动能，也没能帮助国有企业摆脱与日俱增的政策性负担。当2012年以后全国经济开始减速后，东北原来积累的矛盾全面爆发，发展动力日益枯竭。新经济、比较优势与东北僵局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换代的时代来临时，新经济成了代表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解决遗留问题的新手段。从要素禀赋的层面看，沈阳在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方面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东北具备雄厚的科研和人力资本基础。沈阳拥有大量的软件开发人才，其工业软件信息服务业相对发达；全市软件相关从业人员近20万，还有东软等万人以上培养规模的软件实训学校。

从2016年开始，沈阳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中心，针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制定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在2015年6月，沈阳专门成立了大数据管理局，负责组织制定沈阳在新经济发展上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打破政府机构现存的数据共享壁垒。

新经济与装备制造业相结合的战略仍然沿用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解决老问题的思路。然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沈阳如果要使当地支撑新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变成比较优势，必须要有与其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虽然沈阳在人力资本上具有发展新经济的相对比较优势，但是严重缺乏能够带来新经济发展的资本投入和制度环境。增量改革的前提是必须有增量的资本投入，在发展中解决老问题的前提是必须积极推动新制度环境的发展。当这二者都缺位时，增量改革和在发展中解决老问题的原则显然遇到了绕不过去的坎儿。发展负担：发展新产业，还是维持就产业？东北或者沈阳面临的第一个坎儿是严重缺少发展新动能的资本要素。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东北的边境开放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扩大开放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沈阳也就无法像深圳和上海当年那样依靠外资来获得发展新动能所需要的资本，只能依靠财政等政策支持来撬动民间资本。然而，由于目前政府财政资源的大部分用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发展新经济的投入很少。国有企业背负的政策性负担是沈阳缺少发展新动能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由隐性变为显性开始严重制约着东北经济的发展。在没有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之前，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一直对它们实行持续的保护性补贴。维持旧产业占用大量财政开支必然要挤占政府发展新产业的资源。从人才吸引的政策也可见一斑，沈阳对引进人才的最大奖补额度大致分为50万元、100万元、300万元；而深圳最高可达1亿元专项资助，最大奖补额度大致分为300万、500万、600万，仅2017年，深圳市发放各类人才补贴达到54.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