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剌子模困局( 二 )

花剌子模困局

李银河、王小波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山西人民出版社 , 1992年) 我个人认为 , 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 , 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 , 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 , 凭空捏造 。 第一种最困难 , 第三种最为便利 。 在这方面 , 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 , 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 。 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 , 与其养学者 , 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 。 在中国历史上 , 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 。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 , 对于学术来说 , 是一种自杀之道 。 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 , 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 , 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 在文史方面 , 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 。 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 在中国历史上 , 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 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 , 提出了“仁者无敌”之说 , 有了军事效益 , 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 学术必须有效益 , 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 。 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 , 不过来得极慢 , 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 , “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 。 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 。 因为这个原因 , 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 , 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 。 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 , 你要什么我做什么 。 必须说明的是 , 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 , 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

花剌子模困局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 , 有人向吴王夫差报告战败的消息 , 夫差大怒 , “斩七人于幕下”(来源:《东周列国志》[绣像珍藏本] , 岳麓书社 , 2016年)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 , 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 , 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 , 首先要知识完备 , 然后才能按方抓药 , 治人的病 。 照这种观点 , 我们现在所治之学 , 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 , 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 。 另一种说道 , 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 , 这就如卖大力丸的 , 这种丸药百病通治 , 吃下去有病治病 , 无病强身 。 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 , 喜欢作妙语以动天听 。 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 , 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 , 旁的都不是学问 。 在这种压力之下 , 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 , 但又痛感缺少想像力 。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 , 这是狡猾的例子——罗素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 , 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 , 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 。 从学问的角度来看 , 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 , 但也没被人看在眼里 。 佞人不做学问 , 你要什么我编什么 , 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 , 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 二三十年前 , 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 。 要和林彪比滑头 , 大伙都比不过 , 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 , 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 , 莱布尼兹) , 我仔细回味了一下 , 也发现一些事例 , 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 , 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 。 万一他真的存在 , 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 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 , 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 , 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 。

花剌子模困局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气质 。 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 , 这就是说 , 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 , 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 , 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 。 很显然 , 只要不是悲观厌世 , 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 。 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 , 变着方说君王有理 , 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 。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 , 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 , 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 。 扯到这里 , 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 , 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 以我和李银河为例 , 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

花剌子模困局

王小波和李银河在一起(来源:dajia.qq.com) 实际上 , 不但是学者 , 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 , 因为他们产出信息 , 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 , 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 。 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 , 有人说是学术 , 有人说是艺术 , 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 。 总之 , 面对公众和领导时 , 大家都是信使 , 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 , 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 , 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 有关信使 , 我们就讲这么多 。 至于君主 , 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 , 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 , 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 , 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 。 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 , 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 。 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 , 凭良心说 , 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 , 不过我也承认 , 忍受思想工作 , 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 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 ,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作“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 , 这就是说 , 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 , 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 不过 , 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 , 那么就可以断言 , 他是个真正的信使 。 这就是第三个结论 。 余生也晚 , 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 , 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 , 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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