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被谁搞垮的｜大象公会( 二 )

· 以银票行贿，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印象依附官府势力发财，对山西商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明代洪武时期，晋商便开始与官府大力合作。由于大明西线边关防御军队后勤供给困难，明太祖设立开中制，即由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输送粮食，以此换取贩卖垄断「官盐」的权力。这种实质上的权力交易，成为了晋商发迹的第一桶金。

· 盐引制度源于宋朝，目的在于以盐业的垄断经营特许权交换商人对边关物质补给的支持满清入主之后，赐封了山西「八大商人」，以表彰晋商为后金政权提供的帮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山西商人在明末战争中的功绩得到了清政府肯定，并在之后对准噶尔等一系列战争中，不断为清廷效力，承担为一线部队补给军粮的任务。作为回报，他们获得了深度参与官方垄断的盐铁买卖的特许权，进行独占性的商业活动。与官府共舞，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当官府需要用钱时，商人们就需要「自觉」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在内忧外患的咸丰一朝，清廷大开捐输一途，山西商人纷纷用银两「捐纳」各种官衔。在咸丰二年（1852年）一年中全国捐输白银224万两，其中山西商人就捐输了160万两，占了大半。而在咸丰三年又连续发出五次谕令，以「山西较各省尚称富裕」为由，要求山西商人继续捐输。咸丰六年山西又捐201万两。在官府委派官吏逐门逐户的「劝谕」下，晋商们「急公好义，踊跃输将」，以至于许多大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

· 向朝廷捐纳一笔银子后，可以获得一份户部执照作为证明参与大清续命事业在晚清，政府机构之所以还能维持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借债。除了向外国银行以及洋商借债，另一个条道路便是向国内金融机构，也就是票号们借款。以左宗棠西征借款为例，左宗棠西征期间，除了向洋人借债，另一重要借款来源便是山西票号。左宗棠通过转运局向各地票号共借款880万两以上，支付利息约50万两。票号借款与洋商借款一起，成功帮助左宗棠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大业。光绪二十年（1894年），为筹集甲午战争经费，户部欲效仿向西洋银行借债的方式向国内商人借款，史称息借商款，各地票号向户部借因一百数十万两。光绪二十四年，朝廷又打着「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的主意，发行了名为「昭信股票」的公债。票号则被户部昭信局指定为公债的承销机构。此后户部不断向票号借款，据报载，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已欠各票号超过700万两。

· 昭信股票拟定发行一亿两白银，实际上仅发行1000万两左右到了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狩山西，随行有北京大量高官与王公贵族。嗅觉灵敏的山西商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能够近距离巴结讨好权力中心的机会。例如大德通总经理高钰，就提前从随行大员、内阁学士桂月亭处得到慈禧的详细行程，并得以提前安排慈禧一行的食宿招待，为西太后的西行筹集经费。对于其它仓皇逃跑缺衣少食的王公贵族，山西票号也尽力接济，即使许多票号的账本已在战乱中遗失，他们对北京官员的提款要求也是有求必应。

· 大德通既是《乔家大院》中乔家开办的票号，也是极少数幸存下来，一直活到1951年的票号之一山西票号的努力没有白费，不仅在太后西狩期间，清廷下令全国的京饷都汇往山西票号，之后的辛丑赔款本息，也规定由各省将摊派金额汇往票号，再由票号统一交付外国银行。因此，山西票号在庚子之乱中虽然有不少店铺毁于战火，但是无一家倒闭，反而到达了发展的最高峰。按照票号分号的数量计算， 1880年代全国共有分号194个，到了清末最后十年，分号数量达到了475个。然而巅峰的到来也伴随着隐患。 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之一。显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银行业的巨大利润，开始以国有银行的身份进入市场。对于票号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竞争对手，因为大清银行不仅在市场上挑战票号的地位，接过了本属于晋商的汇兑京饷的事业，还更有额外的手段确保自身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