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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帝王权谋之“兼听则明”( 二 )


『』谈帝王权谋之“兼听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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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剧照）
从实质上看 ， “兼听则明”实际上是皇权专制的一种有效的纠错机制 ， 这对于以独断决策为主体的古代专制决策方式来说 ， 其意义是重大的 ， 这大大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
帝王的决策方式主要有两种 ， 一是独断决策 ， 即帝王日常理政时 ， 批阅臣王的奏章 ， 而后降旨给有关衙门贯彻执行；二是兼听决策 ， 即遇到重大问题时 ， 帝王召开有关大臣会议 ， 听取大臣意见 ， 而后做出决策 。本来 ， 在皇权专制体制下 ， 帝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 帝王有权做出独断决策 ， 所以 ， 第一种决策方式是帝王统治的决策主体 ， 但是 ， 当帝王遇到重大问题时 ， 以他的知识、阅历、经验 ， 常常是很难马上做出决策的 ， 于是 ， 帝王就必须兼听大臣们的意见 ， 通过阁议、廷议、御门听政、王公大臣会议、九卿会议等 ， 对所遇大事进行议论 ， 由大臣提交解决问题的建议 ， 然后再由帝王做出决断 ， 最后颁旨下发给有关衙门执行 。王公大臣们的议政建议 ， 常常能帮助帝王起着纠错作用 ， 避免帝王因为理解的片面性而做出错误决断 。
帝王的“兼听”途径其实并不少 ， 以明、清两朝为例 ， 至少有五种途径：
一是中央各部院及全国封疆大吏上呈给皇帝的奏疏 。这是帝王获取信息最重要的途径 ， 内外大臣的奏章经通政使司传达给皇帝 ， 皇帝批示下旨后 ， 再经通政使司抄送给有关衙门和官员执行 。
二是皇帝接见和考察官员中时获取信息 。如朝觐 ， 即每三年一次 ， 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府、州、县的正职官吏 ， 皆要入京朝觐请训 ， 皇帝当然可以由此获取很多各地信息；再如陛辞 ， 即新任督抚提镇 ， 于正式就任之前 ， 皆要进京陛见请训 ， 此亦是获取信息之途径；又如引见 ， 即一般中下级文武官员 ， 在入任选拔、升迁调补过程中 ， 由吏部、兵部尚书带领引见 ， 皇帝在接见中可了解下面情况；还有“召对” ， 即遇有军国大事要务时 ， 或皇帝心血来潮时 ， 可随时、随召对臣工 ， 询问下情 ， 让下臣们提出建议 。
三是言官的奏报 。明、清王朝都设有都察院 ， 以纠察百官、整饬风纪 ， 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及六科的给事中 ， 设朝廷言官 ， 对事关国家政令得失、官员贪赃枉法、军民利弊、社情民隐等 ， 皆可直言无隐 ， 密封上奏 ， 皇帝借此可得很多真实奏报 。
四是特务机构的密奏 。如明朝设锦衣卫 ， 其镇抚司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 ， 皆是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掌控 ， 他们秘探消息、刺探情报 ， 密报皇帝；再如 ， 清朝设有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三织造” ， 表面职责是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缎纱细绫及纺织布匹等物 ， 而实际上 ， “三织造”的织造官皆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派任 ， 皆是皇帝亲信 ， 可专折奏事 ， 他们是皇帝派住江南的耳目 ， 皇帝通过他们了解江南的政情民隐、官员好坏等 。
都察院与特务机构 ， 是皇帝一明一暗的两条获取信息的渠道 ， 皇帝之所以能了解很多机密消息 ， 这两条途径起很大作用 。
五是皇帝巡幸途中察听到的消息 。皇帝走出宫廷 ， 到外面视察 ， 即是“巡幸” ， 皇帝“巡幸”既是游玩取乐 ， 又是体察民情 ， 这也是获取宫外、城外信息的重要途径 。清代皇帝似乎很热衷于“巡幸” ，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 ，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 既是游玩 ， 又借机了解了很多各地的状况 ， 是很好的“兼听”行动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上述各种途径中 ， 奏疏对于“兼听”特别重要 ， 皇帝对于重要的奏疏 ， 常召集大臣议论 ， 而后再做决策 。
例如 ， 在清代 ， 皇帝朱批奏折时 ， 经常出现“另有旨”“即有旨”及未奉朱批的折件 ， 这一般是涉及一些重要的军政事务 ， 皇帝没有马上独自做出决断 ， 而是召集军机大臣商量 ， 让军机大臣对相关要事提出建议 ， 而后再由皇帝做出决策下发谕旨 。这就是一种“兼听”机制 。所以 ， 清代自雍正皇帝始 ，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每日都必须于军机处值班 ， 以便皇帝随时召对 。皇帝就奏折中相关要事和军机大臣商议 ， 军机大臣提出建议 ， 皇帝酌定后 ， 当面授旨 ， 军机大臣承旨后 ， 即刻回军机处面授军机章京记录 ， 照章拟写谕旨 ， 谕旨拟好后 ， 经奏事处呈报皇帝阅定 ， 而后再发下军机处 。军机处将接奏折、所奉谕旨 ， 登记入册 ， 再下发给京内外各衙门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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