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治"政策:皇权与士大夫关于道统和政统的心理博弈( 三 )


雍正与康熙的巨大差别在于 , 康熙帝所悬的是 "内圣外王" , 尚顾及士人"道统"之一面 , 而雍正所 举的是"宰世经物" , 多从实用功利的层面上立说 ,如果有文化关怀的话 , 也离不开要即时见效而同时 利于政事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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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
清乾隆帝的作为又有自己的特点 , 他在登基后的第六个月便下旨修《礼经》 , 认为康熙已修了《易》《书》《诗》《春秋》 , 唯独缺《礼》 , 这透露出乾隆帝要超越其祖父的野心 。《礼经》 , 其真实目的不是像康熙那样从经筵中寻求治道 , 而是要建立相对完整的皇权符号 , 这也是
以皇权为自身的考察重点 , 而不是对学术的真正关怀 。康熙一生多提理学或道学 , 《圣祖实录》罕见 康熙用"经学"表述学问 。乾隆登基伊始便多次使 用"经学"一词 , 可以断定是刻意的 。讲"经学"自 然移离朱子 , 也移离康熙庞硕影子的笼罩 。朱子"皇极"义是康熙的权力符号 , 而乾隆则以"五经" 的"经学"为权力的图腾 , 有利于士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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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乾隆帝舍朱子而趋礼制 , 必须强调的是 , 他只是在构造和护持皇权的绝对权威符号上放弃朱子 , 但对士子仍提倡读朱学 , 如果深入辨析其反驳朱子的言论 , 就会发现 , 他只强调朱子的理解未到位 , 尚差一间 , 未尝低贬其人 , 这"一间"由乾隆帝亲自接上 。他驳朱子是表现自己的识见高出朱子 , 超越朱子 , 而非否定朱子 , 帝王经学是清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士族经学深受帝王经学的影响 , 顺康汉宋兼采而尊朱子 ,其时的士族经学亦以辨文本真伪为主 , 重点不在辨 汉、宋而立门户; 雍、乾重实效 , 侧重"经"的政教功能 , 以自树君威 , "经世"之业惟帝王所独行 , 士族的 经学唯剩考据文本一途 , 所以转入文字训诂的"小学" 。
把帝王经学纳入清代经学的视野 , 则清代经学才是完整的 , 左右时代的康熙乾隆 , 既是人君也 是经师 , 他们在位时间长 , 对学术投入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 。在他们身上 , 经世得以实现 。康、乾两朝 的学术尤其是经学 , 都刻烙下他们的精神印记 , 若 撇去帝王经世经学的一系 , 唯剩下士族经学 , 只余 辨伪与小学 , 则经学的整体面貌便不能如实的彰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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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经
关于康熙帝掌控"道""政"合一之局究竟到了 何种程度 , 历来说法不一 。在笔者看来 , 他对"道 统"须依附"政统"的强调有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 ,即如"经筵"御讲形式的转变就可对此予以说明 。康熙帝对儒家经典的痴迷程度 , 历代帝王难出其 右 , 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开始 , 经筵会讲从间日进讲改为每日进讲 , 居然坚持了 15 年之久 , 密度之大 , 令人惊异 。最重要的是 , 经筵讲法在形式上前 后发生了巨大变化 。
康熙帝不单把经筵日讲当作习学汉人经典的手段 , 而且最终把它改造成了训示汉人臣子的一个逆向互动仪式 , 同时使讲官和帝王 的教化角色开始发生严重颠倒 。清康熙十四年( 1675 年) 下谕 , 除讲官进讲外 , 增加康熙帝"复讲" 这一环节 , 以便相互讨论 。这是以往历代经筵讲习 中不曾发生过的现象 , 也昭示着士人开始改变其原 初教化帝王的尊贵形象 。康熙十六年( 1677 年),又提出改"复讲"为自己先讲 , 也就是说 , 任由康熙 或讲全文 , 或讲其中一节 , 然后再由讲官进讲 。这 样一来 , 帝王和讲官的角色就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更大的危险是 , 经筵讲官不但失去了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力 , 而且还极易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帝王意识和思想的修正补充 者 , 而 不再是思想灌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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