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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曹杨一村要变样：“红房子”里可“独门独户”( 三 )


还有曹杨一村东西山墙上的回纹镂空设计装饰造型 ， 也将被保留下来 ， 作为标识物 。
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内部修缮 。最大的改变 ， 是房屋的内部材质更新升级——建筑二层公共部位的木格栅及三层预制板楼面 ， 都将改为钢筋混凝土楼面 ， 二层居室内的木格栅楼面重新翻做 ， 木地板、木格栅按原样更新 ， 同时进行蚁患防治 。
老旧的木楼梯、酥掉的室内泥墁板条墙 ， 也会改成钢筋混凝土及砖墙；卫生间、厨房与相邻房间的隔墙 ， 会采用砖墙并做好防水构造 。
签约工作非经历不知难
设计师和居委干部一次次上门沟通 ， 向涉改的每一户居民讲述方案、解释图纸 ， 完成签约 。
此次改造的所有方案细节 ， 都向居民公示 。每家每户都要看过自家的改造图纸 ， 同意签约后才能实施 。
首批试点在12栋楼进行 ， 360户居民中 ， 311户已签约同意改造 。整个居民工作由曹杨新村街道、源园居民区一同进行 。居民区里的自治组织“事和院”工作室和居委干部、社区党员、项目组成员、装饰集团工程师一起 ， 挨家挨户上门沟通 ， 让居民了解每一个细节 。
潘斯一记得：2019年12月4日签约首日 ， 签约率达38% 。签约点设在居委会办公室 ， 现场十分热闹 ， 居民们自行查看修缮改造方案 ， 设计方专业人员在一旁答疑解惑 。第一批次140—141号楼仅用9天就100%完成签约 。许多居民看着墙上任务表中满满的小红旗 ， 欢呼起来 。
居民工作的细枝末节 ， 非经历不知难 。有经验的陈中伟派出他的得意门生、85后上海小伙金晓明担任现场责任设计师 ， 全程沉入社区 。金晓明认识涉改的每一户居民 。小区有不少残疾人、独居老人 ， 身边没人可以商量 ， 他和居委干部一起 ， 尽可能把他们的家人都约过来 ， 一次次上门沟通 ， 讲述方案、解释图纸 ， 完成签约 。
最难的是孤老 。涉改的孤老有十几位 ， 他们最担心的是改造过渡阶段住在哪里、家什物件怎么办 。居委民政干部揽下这些责任 ， 为老人找好距离最近的养老机构 ， 还由居委会出面租下储物空间 。届时 ， 居民区和施工单位一起 ， 帮助老人搬家、存放家具 ， 最终再搬回住处 ， 恢复正常生活 。
在收集居民诉求的过程中 ， 金晓明不断对设计方案“批量微调” ， 如调整室内门的开门方向、调整卫生间设备的位置等 。他希望尽一切可能 ， 让居民的居住空间宽敞一点 。
建筑背景
用邻里单元理论为人生活而设计
曹杨一村的总设计师汪定曾采用了美国人在1929年提出的“邻里单元”理论 ， 而非当时兴盛的“苏联式”规划模式来设计 。
“邻里单元”的设计重点是“为人生活而设计” 。好处在于 ， 让车流量大的主干道把住区包围 ， 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 ， 而个体内部拥有与居住需求相配的公共设施 。
汪定曾在2009年96岁高龄时 ， 撰文回忆当年规划时的考虑 ， “那时欧美的学院派和设计界中关于花园城市、新城市主义运动萌芽等的研究、尝试已开始蓬勃发展 ， 而这些新思潮中对于绿化、生态、以步行为导向、非对称自由布局等的关注非常吸引我 。同时 ， 那些在上海旧式里弄中的风铃声、笑语及树影里成长的记忆又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怎么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呢?我一直试图在设计实践中有机地融合这两种我所接触到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放在当时国内的历史背景看 ， 工人新村这种“就近工业区、远离市区”的选址原则 ， 显然受到“先生产后生活”工业化政策的影响 ， 成为当时上海城市定位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的真实写照 。
后来 ， 新出现的商品房成为城市住宅建设的主流 ， 给工人新村带来巨大挑战 。曾经受人羡慕的新村住户 ， 变为城市中的住房困难户 。有的人买房搬走 ， 有的人还守着这里的老房子 。
令人欣慰的是 ， “脱胎换骨”式的综合修缮改造即将启动 ， 这里可能成为上海乃至全国一大批工人新村的“改造蓝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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