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昼■原创 武汉重症病房打出的电话：有人找到母亲，有人和女儿临终告别( 二 )
“前三天我们也很绝望 ， 每天都有一个病人过世 。 ”主管医生顾国嵘回忆 。 那时 ， 呼吸机不够 ， 管道里氧气压力不够 ， 连根导尿管都不知道去哪找 ， 要满医院借 。 隔离区跟清洁区间的木门漏风 ， 郑吉莉只能找来装修用的发泡剂 ， 堵上门缝 。
外地医疗队的支援在几天内挽回了局面 。 他们制定管控流程 ， 恢复了病房秩序 ， 还要收拾床单 ， 喂食喂饭 ， 为需要的患者上呼吸机 ， 安导尿管 。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为医疗队配备了几台公共手机 ， 方便他们从隔离病房向外区传达信息 ， 后来 ， 医护人员用这些工作手机帮助患者和家里联系 。
重症患者从各处匆匆转来 ， 有的还穿着睡衣 ， 身无别物 。 一些年长的病人进来时没有手机 ， 或者坏了 ， 没电了 ， 即使手机在身边 ， 很多人上着呼吸手段 ， 也没有气力 。 有个病人曾请求护士长潘文彦 ， 帮忙找一下他97岁的母亲 ， 母亲一直由他照顾 ， 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 两周没有消息了 ， 现在听说也被上海医疗队接管了 。 潘文彦和身边的朋友打听了一圈 ， 也没找到老人的名字 。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位置偏僻 ， 最初的时候 ， 家属也不知道亲人在哪里 ， 加上交通管制 ， 没法送东西 。 医护人员们从宾馆带各种生活物资 ， 分发自己的水果给他们 ， 有的男医生甚至为老人捐赠了内衣 。 潘文彦有一天送给病人一块上海药皂 ， 病人收到了很开心 ， 第二天告诉她 ， 自己十几天没洗澡了 ， 拿到了这块药皂 ， 从头到脚洗完一遍 ， 觉得病好了一大半 。
但另一些患者状态仍然堪忧 。 20病区的一位老先生87岁了 ， 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是 ， 想回家 。 他呼吸急促 ， 几乎是在央求医生 ， 想放弃治疗 ， 和家人一起度过最后时光 。
老先生曾是爱乐乐团的乐手 ， 大学音乐教授 ， 转到这里时一度不能说话 ， 意识模糊 。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 他尽量不麻烦别人 ， 刻意减少饮食 ， 减少大小便的次数 ， 送过去的早餐就放在床边上 ， 基本上没怎么吃 ， 连盐水吊完都不摁铃通知护士 。
医疗队队长罗哲试着宽慰老先生 ， 只有吃饱饭 ， 好起来以后 ， 才能拉得动小提琴 。
真正起作用的 ， 是几天后一个一分半钟的电话 。 医护人员用病房里的那台公共手机 ， 帮助老先生和女儿完成了一次通话 。
早期患者资料不齐全 ， 不少家属自己也在接受治疗 ， 医护人员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信息 ， 像工作单位或所在医院联系到他们 。 病房中 ， 穿着防护服 ， 套着三层手套 ， 拨一个号码就要一分钟 ， 护目镜经常蒙着雾 ， 他们不得不侧着眼 ， 寻找空隙 。
那天上午接近九点 ， 电话打通了 。 老先生问女儿在哪儿 ， 家里有没有其他人被感染 。 女儿汇报了家里情况 ， 鼓励他配合医生治疗 ， 让他一定要多吃东西 。 老先生很久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 ， 眼泪一直含在眼眶里 。 旁边的护士也忍不住哭了 。
那次电话之后 ， 老先生开始积极地吃饭 ， 不再提回家的事了 。 如今他快康复了 ， 每日唱歌 ， 一会儿唱起《四季歌》 ， 一会儿又唱《何日君再来》 。 潘文彦半开玩笑地问过他 ， “你之前有点不听话 ， 你记得吧？”老先生说他都不记得了 。
本文插图
3月5日 ， 老先生病情稳定后 ， 去做CT的路上和医生一起停下来看了夕阳 。 受访者供图
除了帮忙打电话 ， 医护人员还做过很多有关手机的工作 ， 比如帮忙找手机、配充电线 ， 甚至修手机——一个患者治疗十多天后 ， 终于有了力气说话 ， 第一句话是想给家里打电话 。 医生帮忙充电 ， 却发现手机坏了 ， 折腾了一番SIM卡 ， 才成功拨通电话 。
2月23日一早 ， 20病区的公共手机响了 ， 一位78岁危重病人的孙女发来消息 ， 祝奶奶生日快乐 。 查房的医生来到老人床边俯身转达 ， 让她一定要撑住 。 老太太没有反应 ， 前两天她做了气管插管 ， 一直昏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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