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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对日本的战后一代而言 ， 在后记忆中回忆那些士兵是一件复杂的事 ， 因为那些人也是战争的施害者 。 根据国际法 ， 日本军队犯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 ， 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暴行和无数野蛮行为 。 但是 ， 虽然他们是杀人犯和掠夺者 ， 但他们也是我们的父亲 ， 爱我们 ， 为了我们而战斗、被杀和牺牲 。 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法否认；个人家庭的逻辑和政治逻辑间的矛盾无法忽视 ， 让后记忆无所适从 。 “我的家人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父亲再卑鄙 ， 也是父亲 。 ”“保护爷爷！”一方面想要维护亲人 ， 另一方面又渴望了解真正的家庭历史 ， 个人忠诚与历史真相的困境 ， 正是战后一代人战争遗产中的核心问题 。
『家庭』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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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忆之所以对日本战后而言非常复杂 ， 还因为代际间的亲近性和依赖性 。 长久以来 ， 家庭都是父权体系 ， 具体到日本 ， 更是与长子身份和由性别、年龄定义的权威关系有关 。 因此 ， 年龄层级和年龄准则在战后的家庭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战后日本继续将孝顺长辈作为美德 ， 对批评家长的权威深恶痛绝 。 虽然家庭的法律架构已在1947年实现了民主化 ， 然而家庭道德准则的变化相对缓慢 。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 ， 大多数战时一代日本家庭的男性仍然拥有户主的权威 ， 与早已结婚的子女和孙辈一起 ， 数代人同堂而居 。 这类跨代际家庭在经济上也有很强的依赖性 。 当时的日本社会给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金有限 ， 而在以资历为基础的薪酬体制下 ， 年轻人的薪水也十分有限 。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 ， 平息家庭纷争需要投入的感情 ， 通常包括服从由年龄和性别定义的权威 。 同时 ， 家庭遗产是一项重要的身份来源 ， 尤其是在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其他道德权威的来源似乎十分有限的世界中 。
那么 ， 1960年和1968年这些年轻人的改革或许就如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一样昙花一现 ， 并且仅局限在那代人的极小一部分之中：据社会学家小熊英二估算 ， 只有5%的年轻人参加了1968年的抗议活动 ， 而这些参与者中 ， 后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从政 。 或许正是部分出于上述原因 ， 日本战后一代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新记忆资料” ， 而是大体上把从前一代那里继承的记忆当成了自己的家族历史 。 尽管战后几十年中 ， 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生活方式在迅速崛起的消费社会中出现的变化 ， 但是政治价值观的转变却没有依从同样的趋势 。 这种代际亲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现在：每五个日本青少年中就有一个仍然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长大——在所有后工业化社会中 ， 这个共同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 。
代际亲近性的历史背景 ， 在理解战后日本的家族记忆上具有绝对的相关性 ， 这证明了传递情感记忆的有效性 。 从那些听着战争故事长大的成年人的证言中 ，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趋势：（1）家族历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 ， 孩子通常会以父母的正面形象来填补；（2）他们通常倾向于把战时的父母描述为无助的 ， 因而大体上是无辜的；（3）战争经历 ， 如抛弃、背叛、恐惧、内疚和羞耻 ， 对情绪的深远影响仍然无法抹去 。

一个日本侵华士兵的相册
“他是个好父亲”
在探究战后家庭应对黑历史和制造战后身份的策略时 ， 德国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萨宾·摩勒和卡洛琳·恰格瑙引入了家庭相簿的概念 ， 借指人们为家庭成员构建的正面形象 ， 以此来防止负面家族历史被暴露 。 在这种保护性的动态关系之下 ， 子女和孙辈在他们的书《爷爷不是纳粹》中 ， 用填补信息空白来抚平创口 ， 强调了家庭成员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 ， 以及他们的勇气和品德 。 这种独立于社会中官方战争叙事的典型特征 ， 同样适用于对修复历史极为重视的日本家庭 。 不过 ， 家庭相簿其实不尽相同 。 很多人以家庭成员的故事来校准自己想象出的战争故事；一些人虽然对父母的无助感到憎恶 ， 但却认同他们曾经面临的艰难；其他人则觉得自己要编造父母遭受的压力和伤痛 。 韦尔策和同事们提出了一个假设 ， 那就是孙辈更容易将战时一代“英雄化” ， 不过目前在这方面 ， 针对日本孙辈一代的证据并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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