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三 )
我们一定不能让子女和孙辈再被送去打仗了 。 立场坚定（反对战争）就是对我父亲的纪念 。 （樱泽隆雄）
我父亲性格温和 ， 以前从不喝酒 ， 后来却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 家庭破碎了 。 我母亲精神痛苦 ， 饱受折磨 。 我父亲一直被战争囚禁着 ， 并在几年后去世 。
肯定还有很多像我父亲一样身体和心灵遭受了严重创伤的老兵 。 所有卷入战争的人都是受害者 。 （及川清志）
儿子们宣称 ， 他们对父亲遭遇那些改变命运的暴力知之甚少 ， 但是忍着没有进一步询问 。 从战争结束到儿子们发表证言的这六十年间 ， 伤口并未平复 ， 家庭相册中的空白依然存在 。 不过 ， “好父亲”的形象延续了那种人性化的理念 ， 即这些父亲是环境的受害者 ， 是被迫参与战争的—换言之 ， 他们是脆弱、无助的人 ， 除了那么做 ， 别无选择 。
“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
战争记忆确实很难传递 ， 但是 ， 就算它们被压抑下去 ， 也并非真的“被遗忘了”；就算它们一直笼罩在沉默中 ， 还是会在家庭中传递下去 。 战争记忆的默默传递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 它所围绕的创伤经历 ， 在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后代 ， 还有德国的战时一代及其后代身上 ， 曾被细致的研究 。 这类研究发现 ， 对于那些受过创伤的人 ， 沉默并不等于“失忆” ， 而是一种掩饰不幸的现象 ， 这恰恰证明了处理艰难经历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距离和自我意识 ， 然后这些经历才可能被传递 。 老兵同样不太愿意透露任何可能暗示罪责或耻辱的信息 ， 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家人 ， 避免他们丧失纯真 ， 或者不想被认为是共犯 。 避免承认可能对亲人造成伤害的信息在战争老兵中很普遍 ， 不仅战败国的老兵如此 ， 连战胜者也一样 。
但是 ， 保持沉默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一个不说 ， 一个不问 。 沉默需要子女的合作 ， 他们也有参与这种沉默遗产 。 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把不讲的人和不听的人之间的分歧贴切地描述为双层的沉默墙 。 子女或许出于自保 ， 会选择一块“遗忘的面纱” 。 “就仿佛在家人之间 ， 还有朋友和邻居之间 ， 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协议 ， 不谈论 ， 不直言 ， 不明确任何联系 ， 以便保护对方 。 毕竟 ， 事无巨细地追问和诚实地寻找答案 ， 可能会让很多人丢面子 。 ”子女之所以参与这个协约 ， 是因为他们从父母身上察觉到——不是通过语言交流——这些记忆只有被降到最低 ， 才能承受 ， 于是这就在父母和子女间制造了一种相互间的保护 。
日本的父亲们从战场上回来后 ， 他们的子女同样要竭力面对被压抑的对话 。 在双层墙的两边 ， 很多问题依然没有被触及 ， 最终也不会得到回答 。 为了解答这些未作解答的问题 ， 很多人走捷径 ， 绕过因果链 ， 辩称如果没有战争 ， 这一切苦难都不会发生 ， 因此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 。 简言之 ， 不能有下次 。 对战争的摒弃 ， 以及战后宪法的第九条 ， 共同解决了把好父亲送到坏局势中这一问题 。 下面三位成年子女的证言 ， 绕过家庭沉默 ， 将家庭秘密转变成为反战的决心 。 第一位女性恭子很希望父亲谈论在西伯利亚做战俘的经历时别那么忌讳 。 不过 ， 对于父亲作为殖民官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扮演的角色 ， 她的好奇心似乎就有些克制了 。 他在战争经历的早期很强力 ， 到了后期则很无助 ， 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 被压缩进了恭子对保持反战立场的重要性做出的结论中 。
我对父亲的了解 ， 仅限于他曾是（中国东北）造币厂的一名官员……不得不去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工作 。 有一次 ， 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 受了重伤……有些苦难甚至都没法讲出来 。 我们一定永远不要再打仗 。 （大竹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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