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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 七 )


当我们意识到战后的和平主义未能训练战后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来反对发动战争的军事机器 ， 比如出于良心而拒绝服从兵役、不服从上级的不合法命令、质疑过分使用武力 ， 以及依据国际合约保护平民与士兵在战时应享有的权利时 ， 无效感的问题也说得通 。 战败后的社会没有建立这类社会机制来规范军事力量 ， 而是给全社会开了一张避免构建军事力量的药方 。 这张药方将侵略和好战非法化 ， 剪掉了民众的利爪 ， 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必要时起身反抗国家权力的合法手段 。 这样的药方在日本社会中确保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权利剥夺 。
结构性无助的重要性 ， 通过比较日本和英国的战争证言能够更清楚地看到 ， 后者描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自我效能 。 与日本相比 ，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1世纪初期向各行各业的人采集的证言 ， 具有典型的坚忍特征 ， 继续向前的决心和对胜利的乐观 。 就连他们谈到遭遇空袭时 ， 也不会对苦难着墨过多 ， 讲起来既没有大惊小怪 ， 也不自我怜悯 ， 而是团结一致地支持正在打仗的国家 。 同时 ， 他们也没有发誓要和平 ， 或者宣称永远不会再打仗 。 很显然 ， 胜利者似乎没有被战争带来的权力剥夺感所拖累 。
最近几十年的日本社会 ， 新一代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效能都比前一代更低 。 在今天的高中生群体中 ， 大部分人（84%）都觉得自己不够好（白活在人间） ， 嫌弃自己不够聪明、可爱、有原则和自给自足 ， 比例远超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同龄人 。 而且 ， 对于做一个日本人意味着什么 ， 年轻一代的态度十分暧昧 。 据报告显示 ， 在很大程度上（47%）说不清是否爱自己的国家 。 这些战后一代的日本年轻人成长于一个严重依赖权威服从和遵守规范的社会中 ， 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激励 ， 也没有多少余地来超越他们被划定的社会和家庭界限 。 因此 ， 在这种社会秩序中 ， 他们的自我实现变成了创造自己的模糊区 ， 一种介于是否、黑白之间的道德模糊区 ， 以此来应对从父母那里承继的社会问题 。 这种现象 ， 很像精神病学家野田正彰所谓的“无冲突”公民的形成 ， 这类人怯于批评权威 ， 结果甚至都失去了思考冲突的能力 。
儿童和人类发育专家发现 ， 将父亲视为权威的子女 ， 通常会对政治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和兴趣 ， 而从不这么看父亲的子女那里 ， 则不会获得多少政治态度 ， 也不会发展出政治倾向 ， 且更多会给出“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 因此 ， 父母的指导在建立子女的政治性格上至关重要 ， 对于道德性格的发展也会造成影响 。 同样 ， 在对子女的道德教导方面 ， 比如教他们不说谎 ， 日本和德国父母的参与度要低于美国和韩国 。 真实性的道德权威度较低 ， 在日本尤为明显（水平大约只有德国的一半） 。 在这方面没有接受过多少引导和指导的儿童 ， 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 无法学会自信地长大 ， 也不敢冒险超越家庭和国家留下的遗产 。
【『家庭』是杀人犯也是父亲：日本战后一代的后记忆困境】2006年 ， 几乎一半的日本人认为 ， 有关战争责任的讨论和行动远远不够 ， 并且觉得此类努力应该继续下去 。 在很多方面 ， 跨代际的历史修复工程放大了还未处理完的战争道德和政治责任 。 不过 ， 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先锋在努力冲破结构性无助感的怪圈 。 很多活动分子和志愿者就在为亚洲战争的受害者—如慰安妇和被强迫的劳工—竭力伸张正义 。 很多人在NGO（非政府组织）担任志愿者 ， 为中国和韩国原告的诉讼提供支持 ， 很像本书第一章谈到的那些为家永审判提供过支持的志愿者 。 此外 ， 一些施害者的后代还主动替先人赔罪 ， 并公开讨论了他们所做的工作 ， 比如仓桥绫子、牛岛贞满、驹井修 。 随着目击者一代纷纷离世 ， 关键人物的战争故事现在开始被后代重新讲述 ， 而他们会出于各自的需要 ， 对战争叙事进行重塑和改造 。 而传承记忆的任务转手之后 ， 战争叙事的形态、规模和强度也发生了变化 。 这些民族创伤的新保管人或许会竭尽全力地审慎评判自己的历史 ， 避免自我免罪的倾向 ， 通过这些努力 ， 他们或许能获得勇气和安全感 ， 来重新改变日本对历史的暧昧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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