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黄纯艳：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 九 )
实际上如吕大忠所分析的 ， 辽朝也会考量与宋绝交的得失 ， 一旦断交 ， 辽朝会损失岁币 ， 加之其实力已非咸平、景德间可比 ， 其国又有西夏和鞑靼外患之忧 ， 不敢轻易断交 。 韩琦、富弼、曾公亮、文彦博四人也指出 ， 辽朝提出议界 ， 主要原因是见“朝廷诸边用兵” ， “北人见形生疑 ， 谓我有复燕、蓟之意” ， “敌所以先期启衅” ， 辽朝万一进犯 ， 宋朝可“先绝其岁赐” ， “严兵备之” 。 但是 ， 宋神宗出于谨慎的性格和先灭西夏的战略步骤 ， 还是向辽朝作出了让步 。 在宋神宗的基本政策下 ， 刘忱、吕大忠等谈判使节的外交努力注定没有实效 。
外交博弈的基本影响因素就是综合实力和对外政策 。 此外 ， 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 如庆历二年（1042）宋辽关南地谈判中 ， 富弼充分掌握了辽朝皇帝的心理 ， 利用辽朝君臣利益差异和辽、夏矛盾 ， 达到了不割地、不和亲 ， 以增加岁币化解危机的目的 。 宋夏庆历谈判中 ， 庞籍坚持名分为重 ， 在宋仁宗都准备接受元昊用帝号时 ， 扭转局势 ， 只给西夏国主名号 。 辽丽谈判中 ， 徐熙不畏强敌 ， 为高丽争取了江东六城和北进机会 。 宋辽澶渊之盟和河东议界谈判中宋使曹利用和刘忱、吕大忠都表现出舍身忘死 ， 维护国家利益的胆识和精神 ， 辽使萧禧也以坚韧的态度和滞留开封谈判的智慧实现了辽朝的外交目的 。 这些谈判使节的智慧和勇气对谈判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 但不能改变谈判双方实力和对外政策形成的基本框架 。 赴金营谈判的宋使李若水有胆有识 ， 为国力争 ， 但仍无补于事 。 而那些谈判胆识和技巧都低劣的使节对实现谈判目标会产生消极影响 。 金使散睹接受宋徽宗的赐封 ， 无意中将金朝降到宋朝臣下的身份 。 而宋使李棁赴金营谈判吓得魂飞魄散 ， 乃至失言 ， 不可能为宋朝争取任何利益 。 当然他们的表现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谈判双方的关系 。
四、结论
北宋时期 ， 在宋辽两大国制衡与争锋、诸多小国自存与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中 ， 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和频繁 。 在华夷观念作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背景下 ， 建立上下等级制的名分秩序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基本和必须的格局 。 因而外交博弈中的首要目标是厘清名分 ， 对以“中国”自居的宋朝和辽朝尤其如此 。 外交谈判的华夷君臣名分秩序不仅事关双边关系 ， 也事关东亚整体国际秩序 。 但在实际的外交博弈中 ， 华夷观念并非固化、教条的 ， 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的 。 不论大国 ， 还是小国 ， 利益都是外交谈判的核心 ， 对于不必背负正统名分的西夏、交趾、高丽等小国尤其如此 。 而宋朝将经济利益换取政治名分作为基本对外策略 。 各国对名分和利益的追求实质都是谋求国家安全 。
决定外交博弈结果的主要是各国的综合实力 ， 即使对于自居中华正统的宋朝也不能空凭华夷观念建立秩序 。 宋朝将宋辽关系从宋初定位为华夷关系变成澶渊之盟中的对等关系 ， 并给予丰厚岁币 ， 正是宋辽实力对比导致的结果 。 宋辽与西夏、高丽、交趾等小国的谈判结果背后也是实力的较量 ， 大部分是典型的打出来的谈判 。 另一方面 ， 外交博弈又并非单纯的实力较量 ， 而与一国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 。 宋朝于与辽朝的澶渊之盟、河东议界等谈判中都并非基于实力对比 ， 而是基于对外政策导向 ， 做出巨大让步 。 此外 ， 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的影响 ， 但并不能改变大局 。
在北宋东亚的多国体系下 ， 外交博弈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 ， 往往与错综复杂的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 。 北宋外交博弈既有构建华夷理念下等级制的国际关系格局、国家综合实力和对外政策决定外交博弈大局 ， 以及追求国家安全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共性 ， 也有多国并立格局下华夷观念弹性特征和现实关系复杂多样的特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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