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黄纯艳：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 六 )
宋朝在外交谈判中 ， 对事关名分的土地尽可能不让步 。 辽朝两次提出关南地 ， 宋朝都坚决抵制 。 但是 ， 与辽朝河东议界、与交趾和西夏议界、开封宋金城下之盟 ， 宋朝在土地上也做出了让步 。 在岁币、赔偿等经济利益上 ， 宋朝却一直采取消极退让的态度 。 从宋辽澶渊之盟、庆历谈判 ， 宋夏庆历议和 ， 到宋金海上之盟和开封议和 ， 宋朝都付出了岁币和赔偿的经济代价 。 宋人认为钱帛可散而复聚 ， 无损名分 。 宋真宗评论后晋割地给辽说：“晋祖何不厚利谢敌 ， 遽以土地民众委之！遗患至今 。 盖彼朝乏人故也 。 ”宋人的看法是“岁遗差扰 ， 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 ， 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 。 宋朝将经济作为万灵之方 ， “北方以地为请 ， 既以赂解之 。 西方以号为请 ， 又以赂解之” 。 以至于有人说宋朝“庙谋胜算 ， 惟以金帛告人” 。
实际上 ， 不论大国还是小国在外交博弈中对名分和利益的追求 ， 背后都是谋求国家安全 。 宋朝以岁币与辽朝和西夏订盟 ， 目的都是以金帛换取和平和安全 ， 使其贪恋财富而不轻易对宋朝用兵 。 毕士安针对朝中认为岁给辽朝银绢三十万太多的议论 ， 说到“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 ， 和事恐不能久” 。 西夏一旦侵扰 ， 宋朝就“绝在边和市” ， 使西夏“上下困乏” ， 而其国与宋交好 ， 可以“称臣之虚名而岁邀二十五万之厚赂” 。 而稳定的秩序符合双方对安全和利益的需求 。 小国的纵横捭阖更是谋求本国安全 。 苏轼曾说 ， 高丽听命于契丹是因为“契丹足以制其死命 ， 而我不能故也” 。 嘉祐三年（1058）高丽曾讨论是否恢复对宋朝贡 ， 有大臣认为“国家结好北朝 ， 边无警急 ， 民乐其生 ， 以此保邦 ， 上策也……其于中国实无所资 ， 如非永绝契丹 ， 不宜通使宋朝” 。 针对宋神宗、宋徽宗要求再奉宋朝正朔的旨意 ， 高丽解释其苦衷是“当国地接大辽” ， “附之则为睦邻 ， 疏之则为劲敌” ， 有“北顾之忧” ， “久已禀行爵命正朔 ， 所以未敢遵承上命” 。 高丽的政治选择只能是国家安全至上 。
三、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外交博弈的条件和手段
（一）综合实力是外交博弈的基础
“无政府状态”的基本理念并不能保证今天国际社会不存在控制与侵犯 ， 古代东亚地区也同样不能空凭华夷观念来建立秩序 ， 即使对于自居中华正统的宋朝也如此 。 王安石对此看得十分透彻 ， 他说宋朝对外开拓可用中华正统的天然权利 ， 即“我欲行王政 ， 尔乃擅命一方 ， 便为可伐之罪” ， 但事实上“不患无辞 ， 患无力制之” 。 外交的基础是实力 。
宋辽澶渊之盟中 ， 宋朝正式放弃华夷一统、剪灭契丹的目标 ， 作为夷狄的辽朝正式确立了与中华正统的宋朝的对等地位 ， 这是辽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决定的 。 宋辽双方自宋朝建立以来多次冲突、交锋 ， 宋朝与辽“大小八十一战 ， 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 ， 特别是经过太平兴国四年（979）、雍熙三年（986）等大规模战争之后 ， 形成了新的相互认识 ， 并相应调适外交政策的结果 ， 促成了澶渊之盟的格局 。 澶渊之盟和庆历谈判 ， 辽朝两次以索要关南地为由 ， 向宋朝勒索岁币 。 宋朝都是摄于双方的实力对比 ， 被迫交纳和增加岁币 。
上述的宋辽澶渊之盟是打出来的谈判 ， 宋夏庆历议和谈判也是如此 。 西夏并不认为宋朝自居中华正统就俯首称臣 ， 而是公然用皇帝称号 。 宋朝毫不犹疑地出兵讨伐 ， 但“大小凡经十余战 ， 每战必败”；“山外之败 ， 任福以下死者数万人 。 丰州之战 ， 失地丧师 。 镇戎之役 ， 葛怀敏以下死者又数万人 。 庙堂之上 ， 成算安在？”宋朝全无胜算 。 在此情况下 ， 宋仁宗决定议和并曾想接受元昊的皇帝称号换取停战 。 而西夏单薄的综合实力也不具备与综合实力远胜于己的宋朝打持久战 ， 何况西夏经济本身对宋朝有强烈的依赖 。 于是西夏向宋朝称臣朝贡 ， 宋朝将西夏由“藩镇”升格为“国” ， 并赐给巨额岁币 ， 许开榷场 ， 西夏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赢得了外交上的巨大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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