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万亿”,能否应对疫情灾害?( 六 )



商业银行层面 , 由于商业银行的国有属性 , 人为调配信贷容易存在“所有制歧视” , 倾向性地将信贷分配给国有企业 。

所以 , 利率非市场化与信贷所有制歧视扭曲了传导机制 , 导致私人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 杠杆率高企 。


疫情期间 , 应对灾害 , 央行需要增加灵活性 , 增加针对私人企业、中小企业的低息、专项再贷款 。 疫情后 , 央行需要着手解决传导机制问题 , 重点在利率市场化和所有制歧视 。

目前 , 央行推动贷款基础利率(LPR)改革 , 很多人对房贷LPR转换一头雾水 。 LPR可以促进利率市场化 , 利率由商业银行在LPR基础上加点形成 , 这样浮动更大、更能反应市场供需水平 。

未来 , LPR上调还是下降?

预计 , 国际利率市场在未来几年都可能保持低利率 , 中国与国际的利差巨大 , 为了降低金融风险 , 央行引导中期借贷便利操作(MLF)与
LPR同步下行将是未来几年的趋势 。

LPR引导利率下行 , 利率逐步市场化 , 有助于降低企业及家庭的利息成本 , 降低杠杆率 。

同时 , 一定程度上抑制国有企业借贷的冲动 , 国企及地方政府的负债率 。 这样可以推动中国金融周期向下 , 逐步与国际同步 , 降低金融开放的风险 。

但是 , 利率下降的过程 , 伴随着通胀风险、人民币贬值风险以及房地产泡沫风险 。 今年1月2月的CPI均超过5% 。


该如何平衡?

降利率 , 但不过度宽信贷
(难度大 , 但似乎难有更好的办法) 。


以目前中国的M2规模、储蓄率、商业银行的利润 , 利率还有较大的下调空间 。 下调利率的同时 , 商业银行调节余缺 , 将国有企业的大量信贷额度按照市场的原则划拨到私人企业之中 。 不增加信贷规模的前提下 , 利率依然可以下调 。

但是 , 这里涉及到一项核心改革 , 即消除信贷的所有制歧视 。 这项改革 , 超过了央行系统的范畴 , 上升到国家改革开放层面 。

三、长期 , 货币改革重塑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


货币政策推动金融周期向下 , 启动利率市场化和传导机制改革 , 为下一步的金融开放做好准备 。

当前 , 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充当两个关键角色:

一是守闸门 。


中国实行有管制的外汇政策 , 采取结汇制度 , 这相当于构筑了一道围墙 , 国际资金难以自由进出 , 外汇市场不是完全自由浮动的 。

二是为政策性经济输血 。


守住闸门后 , 货币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输血功能 。 过去十多年 , 大规模的信贷为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提供大量的资金 , 搞大基建、房地产投资 , 推动央企做大资产 , 实施出口补贴 , 降低出口成本 , 补贴新能源 , 扶持各类产业 。

总体来说 , 中国货币政策 , 为政府财政及国有企业融资 , 为宏观经济增长服务 。

但是 , 金融市场开放后 , 中国政策性经济的逻辑难以成立 , 中国必须重新确立新的增长体系 , 货币政策职能也将发生变化 。 所以 , 从长期来看 , 货币政策需要逐渐向新的定位靠拢 。

什么是新的定位?


随着金融逐步开放 , 中国容易面临米德冲突 , 即固定汇率与资本管制无法同时存在 。

“新四万亿”,能否应对疫情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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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元悖论 , 来源:智本社

这个过程中 , 中国需要在三元悖论中做选择 , 即在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政策、资本的自由流通中三选二 。 中国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通的可能性大 , 换言之中国的汇率将走向浮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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