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历史■盛世潜流:安史之乱与唐代军政制度的演进

唐王朝的国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后 , 在玄宗李隆基的统治下达到了兴盛的顶点 。 史称:“德及鸟兽 , 教通四海 , 海内归心 , 蛮夷宾服 。 ”然而由于错误的军政措置 , 其政况日趋衰落 , 引爆了久聚的社会危机 。 与历史上的诸多王朝由社会矛盾引发的统治危机不同的是 , 唐中后期没有显著的官逼民反 , 也少有流民引起的民变 , 诸多变乱纯粹是统治集团中的异己力量运势的结果 。 事实上 , 帝国边疆形势的不稳与防戍体制的变化造成缘边节度使的坐大 , 东北局势成为了唯一的意外 。 玄宗晚年消极理政 , 不专政事 , 将相不和 , 安禄山乘外重之资 , 窃倒持之柄 , 安禄山的乱阶实乃唐廷军政措置上的失策使然 。 “事不孤起 , 必有其邻” , 倘使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用人得失 , 所系非轻 , 调整一下用人格局 , 这场叛乱未必不可避免 。 私家历史■盛世潜流:安史之乱与唐代军政制度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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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像帝国军事用兵制度的变革府兵制创制于西魏北周 , 一直延制于隋至唐代中期 。 在南北东西争霸的战争时代 , 何以与怀朔东魏财富兵强的高氏和江左南梁标榜神州正朔的萧氏相争衡 , 内安反侧 , 外御强邻 , 惟有进行制度挖潜 。 所以 , 府兵制兴盛的背后是魏周时代宇文泰的武川集团与地方乡曲势力鸠合 , 进而演变为关陇集团夺取天下的政治逻辑 。 在置府收兵下地方势力依靠功绩取得的官品位阶与上层军事官僚勋贵形成了共生的关系 , 捏合为一个巩固的利益共同体 , 并且踪行统一的政治原则——关中乡土本位政策 , 即以关陇贵族集团为政治主导 , 以均田制和府兵制为整合动员社会之基础 , 军事上内重外轻 , 外交上西重东轻 , 力求关中地域之安全 。 这套体制在其初期有极大的优点 。 府兵制下实行强干弱支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 , 府兵军府高度集中在关陇集团的政治大本营关中地区 , 藉以收居重驭轻之效 。 而且“籍藏将府,伍散田亩 , 士不失业 , 而将帅无握兵之重” , 避免了将领专兵的危险 。 府兵制下的兵士就是均田制下的农民 , 府兵制的前提是均田 , 均田的前提是国家政府掌握大量公田 , 然后在土地上实行计口授田,把居处无定、家无完堵的流民安置起来 , 户口登记入簿 , 实行租庸调赋税制 。 农民受田为国当兵成为府兵 , 平时归州县管辖 , 在军役期归军府管辖 , 府兵自备兵甲衣粮 , 减轻了国家沉重的军费负担 。 然而均田制本身就包含促使自身走向破坏的内在因素 。 一是在开始分田的时候就体现着不平等的原则 , 把伊川膏胶、水陆上田授予官宦之家 , 且贵族免赋役;二是到了玄宗开元天宝时期 , 经济繁荣户口增加的背后 , 是土地兼并的扩大 , 国家几无可耕荒地用于均田给授;三是勋赏执行不力 , 府兵投军从征本希望依靠军功蒙授勋级 , 实现进身之阶 , 然而到后期有功难赏、虚有赏格 , 而无事实;四是频年征役 , 赋役过重 , 最后府兵家道悉破,或至逃亡番休者亡命略尽 , 时有“天下户口 , 逃亡过半”的记载 , 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流散非一 , 邦赋不入 , 偷避徭役 , 中土不安”的社会后果 。 最重要的是这套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军事制度只适用于中等强度以下的地区冲突 , “近讨则徒损兵威 , 深入则未倾巢穴” , 长于内线守而拙于外线攻 , 至唐初时已经不能适应在作战区域不固定的大范围内大规模野战的需要 , 在太宗征高丽时弊端已尽显 , 因而“发天下甲士 , 召募十万” , 兵募成了军队的主力 。 面对少数民族政权频繁的骚扰 , 临时征召兵士就显得不足以应付 , 因此一种新的军事用兵制度——职业募兵制度就应运而生 , 即根据军事战略的需要而制定定额 , 招募兵士(兵募定期差替转变为长行健儿) 。 这些长行健儿长驻边地军州 , 在固定的卫戍区方镇执行镇防任务 。 之后更与节度使制相配伍 , 随着内地府兵之制渐毁 , 内地与边地渐成失重之势 。 帝国边疆形势的由攻转守征戍阔远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彰显武功的需要 , 就中原农耕民族的生存来讲也有基本的战略考量 。 在超出自己生存范围外的地方建立绝对防御圈 , 一则可以延长战略纵深 , 遏制游牧民族超强的机动能力 , 延缓战争爆发后对于内地的冲击渗透;二则可以维护对外贸易的交通 , 虽然贸易产生的利润可能不足以维持这套防戍体制的费用 。 所以 , 经过唐初武德年间的休养生息 , 至贞观年间唐太宗一改过去面对突厥咄咄逼人的侵扰时委曲求全、力避战事的战略方针 , 秣兵厉马、主动求战 , 先后破东西突厥、平高昌、降吐谷浑 , 声威大震 。 高宗前期 , 奋贞观之余烈 , 继续向四周迫近 , 伐百济、平高丽 , 设立安北(外蒙古)、单于(内蒙古)、安西(天山南路)、安东(朝鲜)、北庭(天山北路)、安南(越南)六大都护府和若干边州羁縻府州 , “抚慰诸藩 , 辑宁外寇” , 至此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极盛 。 然而 , 从高宗后期仪凤年间(676—678)开始 , 迄玄宗开元初年(710—713) , 边疆形势逐渐发生变化 。 调露以后,内附的突厥、契丹等先后叛乱 , 兵戈迭起 , 中亚(吐蕃的强盛和阿拉伯帝国的东进)和东北亚(契丹和奚)新的强国崛起 , 令唐王朝东西两线承受了战略压力 。 唐王朝为守住开拓的土地与周边各族几乎都在激烈的进行着战争 , 在西域地区唐蕃进行战略拉锯 , 东北去中枢较远 , 唐王朝采取维持现状的绥靖政策 , 并且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安禄山 。 尽管开元、天宝是唐朝的黄金时期 , 但此时帝国疆域极盛时代已经过去 , 唐王朝丧失了拥府兵居关中以制天下的军事强势 , 日益增加的防务开支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 , 加之唐内部武则天专权,中央政局动荡 , 最终迫使唐廷收缩边境 。 自太宗、高宗时期设置的六大都护府 , 有的已经形同虚设、名存实亡 , 羁縻行政府州纷纷内迁、重置 , 驻城镇戍军事机构先后设立 。 安史之乱后 , 中原王朝无暇羁縻 , 守边将士多被内调 , 贞观、永徽之功尽弃 。 为了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边疆的政治结构和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 , 唐廷将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部署在弧形边境线上的五个藩镇上 , 他们分别是范阳、陇右、河西、朔方和河东 , 兵力在八世纪四十年代将近40万 , 如此大规模的部署 , 府兵制即使没有瓦解 , 其提供的兵员也有限 。 玄宗后期边军的两大支柱一是安禄山的东北野战军团 , 二是哥舒翰的西北野战军团 , 前者有18万兵力 , 后者有15万兵力 。 其中 , 哥舒翰的西北野战军团历来是军事布防的重心 , 兵力主要分布于河西、陇右两地唐蕃激烈争夺地区 , 而在次要的战略方向上安禄山已经征服契丹等部落 , 且身兼三个方镇的节度使 , 一旦集中兵力造反 , 就会对内地空虚的唐朝造成致命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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