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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 三 )


王颖是单亲母亲 。 疫情爆发之后 ， 她没有了收入来源 ， 失去了照料子女和家庭的物质保障 ， 陷入困境 。 虽然失业之后 ， 她确实在家照顾孩子一日三餐上网课 。 然而"好好带带孩子"这样的说法 ， 对她来说 ， 不是对于她作为母亲的肯定 ， 而是她的生活陷入困境的记号 。
李星的情况貌似比王颖稍好一些 ， 虽然她失业 ， 但她的丈夫仍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 然而 ， 李星也感觉也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 失业之后 ， 她感到经济压力 ， 要努力压缩家庭开销 。 丈夫的脾气在经济压力之下也变得急躁 ， 时不时会责怪她"没用" ， 甚至拳脚相加 。 失业之后 ， 李星经常考虑是不是带儿子回农村老家呆一阵子 ， 但又担心农村没有稳定的wifi ， 孩子无法正常上网课 ， 耽误了学习 。 事实上 ， 在疫情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下 ， 全球"大隔离"中 ， 妇女面临家庭暴力的风险也增加 。 据报道 ， 在法国 ， 疫情之中家庭暴力增加了三成 ， 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 帮助妇女逃离家暴 。 各国的家庭暴力的数量都激增 ， 中国也不例外 。
即使那些没有失业的打工妇女 ， 面对疫情 ， 她们的日子也是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 。 一方面 ， 疫情之后学校停课 ， 家长们（尤其是妈妈们）要承担育儿和辅导的责任 。 那些家中有老人和病人的家庭 ， 照料责任也往往骤增 。 这样以来 ， 赚钱和照料 ， 这对双重负担 ， 一下子成了一组难以克服的矛盾 。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 ， 她们如果继续肩负双重负担 ， 就意味着在几乎丧失社会支持（譬如学校）的情况下 ， 一边工作一边育儿 ， 承担倍增的工作量 。 当然 ， 很多人可能会为了家庭 ， 辞去工作 。 这样一来 ， 她们就只能在零工经济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
反思流动性
女性的进城和"流动"经常被看作她们的个人选择 。 王颖困苦懊恼时 ， 也会说一句"路是自己选的" 。 然而"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兴起 ， 绝不是一件个体层面的事情 。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 ， 流动性是资本积累的重要配方 。 它和近30多年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分工、城乡结构以及中国当代家庭结构的变迁 ， 都密切相关 。 以至于在过去30年 ， "流动"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词 ， 也是中国人当代"成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20世纪90年代 ， 曾经出现下海潮 。 当时的很多中国城市人口 ， 认为固定性是束缚 ， 很多城市人口离开单位 ， 离开牢固稳定的"铁饭碗" ， 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中试运气 ， 觉得流动性是一种解放 。 大量的农村妇女也是抱着类似的对于固定性的抗拒和对"好生活"对希望 ， 拥抱流动性 ， 进入城市的 。 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城市和市场中的闯荡 ， 能让自己"见世面"和"成功" 。
王颖曾经试过三条道路 。 第一条道路在城市工厂 。 19岁的时候 ， 她离开了她的村庄 ， 去了深圳的玩具厂 。 工厂劳动青睐年轻听话的妇女 ， 对于妇女身体严重剥削 ， 让人无法长期安顿 。 王颖在自己的年龄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 ， 恋爱结婚 ， 进入了婚姻和家庭这第二条道路 。 她和丈夫一起回到了丈夫老家的县城 。 然而很快 ， 家庭矛盾激化 ， 王颖提出离婚 。 虽然丈夫不同意 ， 王颖终于在女儿七岁的时候 ， 带着孩子离开了婆家 。 王颖的第三条道路本是回农村老家 。 然而 ， 在王颖结婚后 ， 她就丧失了村里的村籍 。 作为女性 ， 她无法获得原生村庄的那些基于土地和村籍的福利 。 回农村老家也就变成一件"没必要"的事情 。 因此 ， 她才开始做零工 ， 养活自己和女儿 。
一方面 ， 外出打工女性的工作机会紧紧依附于市场 。 而另一方面 ， 她们经常按照性别分工的期待 ， 放弃工作 。 这样一来 ， 女性打工者很难像男性那样去想象"安家立业" 。 对她们而言 ， 安家和立业充满矛盾 。 她们的流动线索 ， 不仅从属于市场 ， 也要从属于她们的丈夫和家庭 。 在巨大的矛盾中 ， 她们收获的流动性是支离破碎的 。 灵活劳动和零工经济也就是这脆弱流动性的后果 。 很多人可能会想象 ， 妇女离开农村 ， 就自然逃离了父权社会压迫 。 而零工经济中的女性经历告诉我们 ， 进城之后的妇女 ， 并没有摆脱父权制的枷锁 ， 相反 ， 资本在当代的灵活积累 ， 恰恰高度依赖父权制 。 通过父权制和市场的双重机制 ， 城市劳动力市场才获得大量廉价的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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