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 五 )
这些讨论说明 ， 流动性是全球化的最基础性的表征之一 。 它到底会如何变化 ， 和全球市场分工、劳动力供给、产业链供给密切相关 。 而事实上 ， 即使不出现疫情 ， 中国农村户籍人口的流动也已经开始了变化 。 自2017年左右 ， 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浪潮开始放缓 。 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流入人口开始出现接近4%的降幅 。 而流动的模式 ， 也开始从跨省流动转向省内流动 。 这些人口流动的模式变化主要有几个原因 ， 一是东部沿海城市推动产业升级 ， 制造业等产业向西部迁移 。 二是东南亚等国家和区域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显现 ， 很多外资企业离开中国 。
历史并没有终结 ， 未来也未必是对过去秩序的恢复了 。 新冠病毒照亮了很多被忽视的角落 ， 也提供了一次反思的机会 。 以零工女性为例 ， 她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 ，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 难以突围 。 疫情一来 ， 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 流动性不能解决流动性带来的问题 ， 她们需要托底的机制来克服突然出现的双重困境 。 她们也需要新的劳动和生产组织模式 。
目前 ， 在全球范围内 ， 当前的世界已经出现了至少两种对于流动性的"反拨" 。 一种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反移民浪潮 。 这种思潮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流动性带来的问题 ， 归咎于流动人群本身 。 这类思潮在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中已经非常明确 。 而新冠疫情当中 ， 反移民反流动性的情绪 ， 更是伴随着人们对病毒的恐惧 ， 持续高涨 。 这类极右主义情绪的问题毋庸多言 。
而另一种 ， 则是对于"公共性"的重新思考 。 在疫情爆发之前 ， 人类学学者Tania Li就曾经通过在东南亚的田野调查发现 ， 在全球经济高度依赖流动性和流动人口的今天 ，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 ， 无法找到工作 ， 变成了"剩余人口"（surplus population） 。 Tania Li用"让其生存还是死亡"（make live or let die来描述他们处境是多么脆弱 ， 需要公共福利体系托底 。 在南非 ， 人类学家James Ferguson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 他提出有很多进城的人口 ， 并不能在城市找到提供工资的稳定工作 。 他们更多的是依靠熟人、婚姻和非正规劳动来生存 。 因此 ， 市场之外的分配制度（distributive justice）对于农村进城人口的生存 ， 起到的是核心作用 。
目前 ， 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 对于很多进城打工者来说 ， 是类似于"保险"的社会托底机制 。 在城市遭遇困难的时候 ， 返乡会是更加安全的选择 ， 这一点也被疫情之后一些打工者的返乡轨迹所证实了 。 然而 ， 疫情爆发之后 ， 零工妇女们的遭遇也提醒我们 ， 这个托底机制并不对所有人同等奏效 。 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是流动人口中最易受冲击的那部分人群 ， 也是托底机制最边缘的那群人 。 她们在召唤新的流动性 。
【『疫情』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与她们破碎的流动性】在今天 ， 零工女性也绝不是唯一面临流动过程的脆弱性的人 。 毕竟在流动性变得极为普遍的今天 ， 并不是只有进城打工者才体验到流动性所带来的不安和恐惧 。 大部分人 ， 都面临流动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感 。 处于流动性中的劳动者 ， 需要更加全面、有效、可行的保障机制 ， 包括建立公共的医疗和公共的社会保障 。 如果说 ， 疫情是一个应该带来团结的时刻 ， 那么 ， 对于"公共"的思考 ， 可能是团结的第一步 ， 也是修复破碎的流动性的第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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