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鲍毓明案中，只是社会大众对性侵案件了解的太少( 二 )
但一项对23名受害者的研究（Berliner & Conte ，1990）发现 ， 61%的受害者都说对他们进行性侵的人曾把自己当大人对待甚至进行角色反转—在受害人面前扮演小孩 。
同时 ， 61%的受害者也回忆性侵者把他们当做最特别和特殊的人来对待 ， 就像李星星回忆的那样 ， 鲍毓明常常对她说“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另外 ， 向受害者传达错误的道德标准也是常见的掩饰手段（Burgess & Holmstrom ，1980）这在李星星的回忆里也非常清楚地呈现 ， 比如鲍毓明会告诉她人和动物 ， 孩子和家人之间都可以“做那种事”
如果鲍毓明对李星星的长期性侵不是真的 ， 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失学的女孩是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用于性侵未成年人的反常行为和细节的？鲍毓明所的许多细节 ， 其实恰恰凸显了他和典型性侵未成年罪犯特征的“高度重合”
只是社会大众对性侵案件了解的太少 ， 对性侵犯的想象太过于单一 ， 所以才会觉得《财新》里所描绘的鲍毓明不符合性侵犯的特征 。
别再臆想“完美受害者”
近几年许多讨论性侵案件的文章都已经在呼吁大家打破对“完美受害者”的要求 。
常见的对受害者是否可以成为“受害者”的社会评判包括：受害者是否在两性关系上“纯洁”是否再过程中有拼死抵抗 ， 是否在被性侵后第一时间求助 ， 是否证词完美无缺等等 。
不过这次在《财新》的文章里 ， 把李星星和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切割的主要论点是 ， 李星星曾对鲍毓明多次表达爱意 ， 并且有物质和情感上的依赖 ， 让大家认为她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性侵受害者 ， 而是一个主动求关爱的女孩 。
那么未成年受害者对性侵者有感情甚至有爱意 ， 就可以说明发生的不是性侵吗？
被老师长期性侵的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说：“我要爱老师 ， 否则我太痛苦了”
前天上 ， 一名女生（@贴着创可贴的太史毛球）也在揭露自己从7岁起被大自己10岁的表哥多次性侵的经历中写道：“12岁的我没有向任何人说出真相 ， 相反 ， 我去故意’亲近’表哥了 。 我一度对表哥产生了奇特的依恋 ， 伴随一些异常行为 ， 比如故意去和他身体接触、甚至当着大人的面钻他的被窝 。 ”
而做出亲近性侵者的行为是因为“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最可行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假装是资源的 ， 假装自己就很喜欢和他身体接触 ， 假装我是‘爱上’他了 。 ”
强迫自己爱上性侵者 ， 是在许多受害人身上常见的心理应对机制 。
因为在这个认为被性侵的女性是“不干净”的社会中 ， 承认自己被性侵是比强迫自己爱上性侵者让人更痛苦的事情 。
但李星星对鲍毓明似乎还不止于此 。 除了李星星自己曾承认“爱上养父了”《财新》的文章里还提到 ， 李星星是会护着鲍毓明的 ， 担心鲍毓明坐牢死了那自己也活不成了 。 这种对于施暴者的依赖让对李星星是否可以算得上“受害者”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
但事实上 ， 这些对李星星“可疑”的描述 ， 恰恰非常符合在未成年性侵受害者身上常见的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原用来形容被挟持者对挟持者产生了情感的纽带 ， 并且愿意保护挟持者的心理现象 。 Dee Graham在《Loving to Survive： Sexual Terror ，Men’s Violence and Women’s Lives》书里提出 ， 未成年性侵受害者也会对性侵者产生类似的依恋情感 ， 并且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
文章图片
在一篇专门描述未成年性侵受害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章中（Jülich ，2005）Shirley Jülich指出她曾经采访的21名受害者中有20名都表示自己对性侵者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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