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鲍毓明案中，只是社会大众对性侵案件了解的太少( 三 )
Graham认为 ， 四个条件会使得未成年受害者容易出现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认为对自己的生存有威胁
性侵者对自己展现出一些善意
【在此次鲍毓明案中，只是社会大众对性侵案件了解的太少】孤立无援
认为没有条件逃离
李星星的处境几乎满足了所有条件 。
在《南风窗》的对她的采访里提到 ， 鲍毓明会对她使用暴力 ， 并让她认为如果事情被其他人知道 ， 她会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 。
【在此次鲍毓明案中，只是社会大众对性侵案件了解的太少】Jülich同时指出 ， 对于生存的威胁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生死 ， 常见的威胁还包括：收回对受害者的爱 ， 毁坏对受害者很重要的东西 ， 以及威胁在其他家庭成员、心爱的人甚至对性侵者自己身上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
Jülich的文章里所采访的被害者中 ， 所有被熟人（包括家庭成员或家长的朋友）性侵的受害者都认为性侵者是爱他们的 。 李星星也许也和这些受害者一样 ， 相信自己是被爱所以才受到侵犯的 。
而这过程中 ， 为了生存 ， 受害者们会压抑自己对痛苦和恐惧 ， 放大关心和爱 。 并且受害者会产生认知的扭曲 ， 比如责怪自己 ， 认为性侵者也是受害者 ， 以及认为只要自己对性侵者够好 ， 性侵者就会停止伤害自己 。
但普通许无法想象的是 ， 当性侵真的停止时 ， 已经对性侵者产生情感依赖的受害者会矛盾地觉得自己被拒绝甚至抛弃了 。 那么也就不难理解 ， 有些受害者甚至可能会再做些什么让性侵者不要抛弃自己 。
对受害者求助的无视与冷漠
在此次“鲍毓明案”中 ， 无疑暴露出我们对于未成年性侵案件认知的诸多局限性 。
南风窗的采访中李星星说到 ， 自己被鲍毓明控制了自由 ， 陷入了一个只有鲍毓明的孤立的世界 。 而财新的采访里鲍毓明却辩解说 ， 自己并没有控制李星星 ， 因为她还是可以回家的 。
但使受害人处于孤立状态 ， 并不只是指限制受害人的人身自由 。
未成年受害者感受到的孤立一方面来自于前文提到的性侵者思想上的控制 ， 另一方面来自于受外界对于未成年受害者求救信号的无视和冷漠 。
在Jülich的文章里一名受害者说 ， 自己的同一条腿断了6次 ， 而医生却从来没有问过到底发生了什么 ， 这让她怎么相信其他任何人会保护自己呢？
同样的 ， 李星星那么多次报案都因为第一次性侵时她已满14岁而无法成功立案 ，她的孤立不是因为她没有求助 ， 而是她求助得再大声也没有人真的听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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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常见的无视和冷漠 ， 实际上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 现代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既定想象 。
把孩子想象成“单纯弱小无助“的样子 ， 看似可以让成年人们激起保护孩子的爱心 ， 但它也让孩子成为了施虐者心中的完美的受害者 ， 同时它也让孩子们在社会里失声了 。
现代社会对未成年 ， 特别是儿童的核心定义包括：无辜的、纯洁的、天真的、感性的、无知的以及脆弱的—一个非常现代并且西方化的对儿童的想象（Robinson ，2013）这看起来美好的形容 ， 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未成年人成为性侵害受害者的可能 。
首先 ， 因为大多数的施暴者都要寻找无论从体格还是地位都比自己弱小的人进行侵犯 ，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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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事件改编《素媛》
与此同时 ， 对于孩子的天真及纯洁化想象相当于一道封印 ， 阻止了受害人向他人求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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