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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宝联护栏」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探寻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差异( 二 )


《资治通鉴》则采取了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的求实态度 ， 对其中言简意明而又符合实际的文字表达坚持利用 ，但对其中以正统王朝为是非标准的记事方法则加以抛弃 。 因此 ， 尽管在《资治通鉴》中仍有许多“拭”、“伐”“、寇”“、贼”等词 ， 但对司马光在叙述每一具体历史事件时 ， 并不是以一字定褒贬 ， 以正统原则定是非 ， 而是尊重客观事实 ， 秉笔直书 ， 表现出完全不同于春秋笔法的叙事方法 。 对此 ， 在正统者看来 ， 那是完全大逆不道的 。 叙述有关农民起义的史实上 ， 在叙述农民起义的经过中有很多胜过前人所著正史的地方 ，也并未完全遵守春秋笔法 。 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就被称为“起兵”,绿林、赤眉起义被称为“以饥寒穷愁起事”.《资治通鉴》在叙事外 ， 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 ， 又以“臣光曰”的形式 ， 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 ， 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

「昌宝联护栏」从《史记》和《资治通鉴》中探寻司马迁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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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待历史人物时 ， 时常情不自禁地叹息 。 他读屈原投江之时“未尝不垂涕”.司马迁因为李陵辩护 ， 身体和心灵遭受巨大的折磨 。 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 ， 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 ， 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 在屈原身上 ， 司马迁崇尚忍辱奋争的生死哲学 ， 极力赞颂这种人生观 。 在给贵族人物的传记里 ， 突出地描写了一些下层人物 。 如：学士 ， 他们著书立说 ， 反映各个阶级的思想 ， 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 或杂士 ， 这类包括屠夫、刺客、游侠等人物 ， 他们游说于各个诸侯国间 ， 尽显个人才能 。 还专门为下层人物下了传记 。 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等 。 他因人叙事 ， 把同一类人放在一起 ， 集中表现人物的共同性 。 尤其对失败者和弱者的同情 ， 对侠士重义的讴歌 ， 充分体现司马迁个人的价值观 。
司马光以编年为线索写历史 ， 重点写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 ， 对下层人物涉及的较少 。 涉及到写历史人物时 ， 他的感情与司马迁不同 。 他认为读书做事 ， “叙国家之兴衰 ， 著民生之休戚”,应该既服从封建礼教 ， 又能为现实政治所服务 ， 他编《资治通鉴》是给封建统治者的提供借鉴 ， 这就符合了封建正统思想 。
3、典章文化的记载不同
《史记》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 成一家之言”,它的内容包罗万象 ， 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 ， 更包含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 《货殖列传》中范蠡、白圭等的故事体现出反对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 。 《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不惜笔墨地收入了司马相如所写的三赋、一檄、两书 ， 表现了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在辞赋以及散文创作方面发的赏识 。
《资治通鉴》则是一部典型的政事史 ， 例如哲学、艺术、典章制度等方面 ， 或疏于记载 ， 或间断概况 。 对于战国时代的著名爱国诗人屈原 ， 在《资治通鉴》中没有记载 。 对于经济方面、文化典章制度等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记载 。
4、对宗教迷信的态度
曾受业于董仲舒 ， 骨子里深受道家思想精髓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反映出他所受的这种影响 。 《史记》中所载刘邦“母刘媲 。 其先刘温尝息大泽之破 ， 梦与神通 。 是时雷电晦冥 ， 太公往视 ， 则见蛟龙于其上 。 已而有身 ， 遂产高祖 。 ”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运用史学思想 ， 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 在五德论逐渐衍化成正统观后 ， 衍生出的“祥瑞”、“灾异”、“占卜”之类的内容也就成为正统史家编写史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资治通鉴》引用刘邦的一段史料时对于“老父”相邦全家、拔剑斩蛇等事 ， 仅录引了可能发生的“拔剑斩蛇”一事 。 由此可见 ， 司马光对怪诞、“天祥”之事并不感兴趣 。 司马光 ， 能在当时儒家昌盛、佛老之说泛滥的北宋 ， 有违悖五德论正统观的思想、反对阴阳的言行是难能可贵的 。 当然《资治通鉴》中也记载了一些地震、月蚀等现象 ， 但是把自然现象和历史事实加以区别 ， 把天象与人事分开 ， 祛除了祥瑞怪诞的迷信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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