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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古代大一统环境下的下层民间社会变化？( 二 )


「」如何看待古代大一统环境下的下层民间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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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周围的外族势力三、"家"与"乡"的在地关联
在某种程度上 ， 正因有代表文化的"天下"在 ， "国"的意义才相对减弱 ， 而个人、家和地方等"非国家"因素 ， 也都成为不得不考虑的范畴 。如前所述 ， 大一统时代的"国"与"天下"已经靠拢 ， 与此同时"家"则日益靠近了个人 。其结果则是"国"与"天下"和"身"与"家" ， 逐渐衍化成类似于"公"与"私"的两极 。谭嗣同便曾概括说 ， 以前家、国、天下为一体 ， 而秦以后则"国与家渺不相涉" 。但看似"渺不相涉"的"国"与"家" ， 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唐宋时期 ， 韩愈和文天祥先后关注"以官为家"的新现象 ， 同时朝廷对士人"不去其乡"的表彰 ， 也反映出了"家"与"乡"之间的密切关联 。另一方面 ，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 ， 除了"国"与"家" ， 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 ， "地方"恰是一个这样的空间 。一般所谓的地方 ， 亦即"乡里""乡井" ， 它是"国"的一部分 ， 又与"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通过"地方" ， "国"与"家"得以相涉 ， 甚至可以成为儒家观念中从"内圣"走向"外王"的过渡性凭借 。这时礼下庶人的努力就不仅扮演者一种家与国之间的中介角色 ， 它还促进了"道"与"乡"的连接 ， 使得"地方"越来越具有某种自足的意义 。同时"地方"的发现又进一步凸显了"乡土"与"家族"的关联 ， 明儒黄佐《泰泉乡里》中"以家达乡"一语 ， 尤其能体现这一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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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儒黄佐
而之前所述的厚生正德也正落于"地方" ， 与"以家达乡"这一观念相辅相成 。其实大一统的局面下 ， 不论是直接"复封建"还是"寓封建于郡县" ， 都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巨大转变 ， 在操作层面缺乏一定的可行性 。但如果通过重氏族来达到借士大夫之势以立国 ， 则不会挑战或改变国家体制 ， 有着更现实的操作空间 。因而顾炎武不仅主张多设乡官 ， 也希望通过修祠堂 ， 聚宗族来"躬行孝悌之道 ， 以感发天下人之心" ， 从而使教化之权落实于地方 。尽管修祠堂 ， 聚宗族一类努力更多的表现出教化之权在下不在上 ， 但如果从"籍士大夫之势以立国"的视角来看 ， 大体也符合朝廷的利益 ， 尤其在"郡县空虚"的现实下 ， 朝廷或许也乐见类似的"以家达乡"的取向 。
"家"与"乡"这方面的变化 ， 可与世家和乡官的共同衰萎参照思考 。由于政治权力的向上收缩 ， 州县以下不复由乡官 ， 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等走上了一条通过家族重建社会秩序之路 ， 而程颐、朱熹等进而通过祭拜祖先把整个社会团结起来 。这一进程逐步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 从放宽对士大夫建家庙的限制到庶民皆可建祠堂 ， 明清时宗法观念已经普及于庶民之中 ， 形成了新的社会规范 。祠庙的众皆可建 ， 也代表了礼下庶人的新倾向 ， 另外由于"祠庙"建在具体的"地方"（虽不必是祖籍） ， 这样一种人与地相对固定的结合 ， 已成为一种新兴的现象 。至少对于士大夫而言 ， 这新兴的"地方"与"家乡"是共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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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宗祠四、乡绅的兴起及其与各地方势力的互动
明代出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转变 。如各种新兴作物的引进 ， 白银的大量流入 ， 赋税政策的改变等等 。其中央集权和皇帝专制也久享盛名 ， 专制更多体现在君臣关系上 ， 故任官者往往有相当程度的危机感；而在君民关系上 ， 实际的放任则大于专制 。也就是陈独秀所说的"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 ， 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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