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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商禽：“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 二 )


《遥远的催眠》呈现出来的是爱情关系中的包含、对话和相互造就 。 《聊斋》所写是爱情徒然、失语和缺席 ， 其中正是伦理的无能 。 《更深的海洋》在写作的意义上是非常华美的 ， 但在意味上却是十分日常和世俗的 ， 从另一方面讲 ， 诗人的“强现实”正是通过一种“超现实”表现了出来 。
对于离异的妻子罗英 ， 晚年对爱情失去相信的他是相信她是台湾最好的女诗人的 。 罗英的诗歌是极为简约的 ， 例如《正午》一首 ， “响声十二/正午/是一朵盛开的/菊” 。 《诚实之口》便是与妻子的诗作的一种对话 ， 他降低了他的姿态 ， 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平常来形塑了诗句 。 真实和谎言、追忆和遗忘、笃定和怀疑都交织在一个暧昧的地带 。
从爱情诗学出发 ， 商禽将古典诗学中的变装和纯洁扯来作为自己的幌子 ， 在西潮的助力下习得一种开放性的叙述 ， 两相合一便是一种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姻亲和背叛 。
【新京报】商禽：“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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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禽诗全集》 ， 作者：商禽 ， 版本：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1月
变革诗学：对囚禁和逃亡孜孜以求
商禽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 十五岁从军 ， 在行军途中接触现代诗 ， 据他说 ， 他最开始是写作“伪诗” ， 是一种日记的变体 。 在一九五零年赴台期间 ， 他有多次逃亡经历 ， 在逃亡期间他会搜集民歌 。 到台湾后他又做了多年的宪兵 ， 正是在军队他结识了痖弦 。
军旅生涯于他既是禁忌的存在 ， 又是变革的存在 。 借着军人的袍子 ， 他经历并领受了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 ， 内战、逃台、戒严 ， 他的诗歌被强行捆绑在历史的砧板之上 。 这样的历史为他的诗歌的变革套上了强大的枷锁 。 或者说 ， 变革和枷锁不过是一体两面的事 ， 一旦枷锁不存在 ， 变革也不再可能 。 深处在后殖民境况里的中国和台湾 ， 唯一能够借用的便是变革诗学 ， 而它最终也被废弃了 。
与台湾众多有军旅经验的诗人如周梦蝶、痖弦、郑愁予、张默、管管等不同 ， 他对囚禁和逃亡孜孜以求 。 《门或者天空》便是他的逃亡诗歌的典型 。 这首诗在最开始引入了戏剧的方式 ， 将“一个没有监守的被囚禁者”暴露在“没有丝毫的天空” ， 他手伐下树做成门 ， 从中不断走出 ， 最后“看见”天空 。 诗歌用重复而多态的“出”强调了出的不可能和逃亡的不可能 。 他曾自陈 ， “人已失却了遥亡的机会 ， 我只能进行另一种方式的逃亡……然而 ， 我怎么也逃不出我自己……” 。
除个人经历外 ， 此诗还可见鲁迅的影子 。 商禽所做的是将鲁迅的历史化和寓言化的建构给拆解掉 ， 将人的被囚和出逃放置在赤裸生命的立场之上 。 散文诗作为一种类型 ， 最早由鲁迅一代发扬 ， 迄今而言 ， 中国唯一的散文诗范式也是鲁迅式的 。 鲁迅的散文诗 ， 相比西域的散文诗 ， 去除了宗教化 ， 去除了大部分的诗的质 ， 他将散文诗所追求的神秘而黑色的核心放置在几乎是小说的骨架中 ， 并用寓言施予它了骨血 。 商禽继承的便是鲁迅的散文诗 ， 以及鲁迅被折射后的理想型 。 早期作品如《行径》《长颈鹿》就是对于鲁迅的模仿 。
商禽将鲁迅的尼采置换成了卡夫卡 ， 将鲁迅的拜伦置换成了布勒东 。 于是 ， 超人成了变形人 ， 罗摩成了超现实 。 《事件》便是这样一种商禽式的散文诗的典型 。 “月亮在洗它的碟子 。 /我回归我的流浪；/疲倦时令人兴奋的事件；/睡眠预支了死亡 。 ”他的散文诗拖拽出繁复的意象 ， 拖拽出全部的感官 ， 唯独没有拖拽出自己 ， 那个叙述者在文本中如此彷徨无常和卑微无力 。
他给中国现代诗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便是超现实主义 。 他实际上是第二批引入超现实主义的人士 。 用超现实主义提案他整体的诗学也是可行的 ，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超现实主义是中国化的超现实主义 。 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将一种向上走的诗学转变成了向下走的诗学 ， 它对潜意识和自由的理解都很有局限 。 脱离现代诗的流传来讲 ， 中国超现实诗歌是一种古典诗歌的借尸还魂 ， 但置于其中 ， 超现实主义又是一个根系和枝叶都很发达的丘丛 ， 尽管汉语诗歌更关注人 ， 而非潜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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