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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苏东坡：人生哪有完美，不过看开一点( 二 )


在此情形下 ， 苏轼认为“不如牢闭口 ， 莫把笔”(《与人》) 。 即使偶有与亲友的通信和诗文唱和 ， 苏轼也一再提及“言语之间 ， 人情难测”(《与腾达道书》) 。 苏轼贬谪黄州之后 ， 亲朋故旧多所断绝 ， 反与僧道如参寥子、圆通、佛印等交游渐密 。 在与他们诗文往来时 ， 苏轼也时时不忘罪己颂圣：“仆罪大责轻 ， 谪居以来 ， 杜门念咎而已 。 平生亲识 ， 亦断往还 ， 理固宜尔 。 ”(《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二)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 ， 苏轼在黄州不仅生活困窘 ， 心理负担亦极为沉重 。
唯其不安 ， 故求自安 。 因此 ， 这一时期苏轼的诗作在故作旷达和心怀惴惴之间颇有值得琢磨之处：
自笑平生为口忙 ， 老来事业转荒唐 。
长江绕郭知鱼美 ， 好竹连山觉笋香 。
逐客不妨员外置 ， 诗人例作水曹郎 。
只惭无补丝毫事 ， 尚费官家压酒囊 。
——《初到黄州》
诗之开篇自嘲一生劳碌 ， 老景潦倒 。 诗人似乎很快接受了现实 ， 既然已无“治平”的可能 ， 那就只好效仿老庄的“随缘自适” ， 享受“鱼美”“笋香”的当下生活 ， 但尾联却以“只惭”“尚费”二转语 ， 写出了诗人的气馁羞惭：自己于公事无补 ， 却空拿俸禄 ， 惭愧中流露出对朝廷的感恩 。 如此行文 ， 着实令人玩味 ， 细思其间 ， 实则蕴含着忠心为国却突遭冤狱的不平 。 然而为求得自安 ， 只能心怀抱怨却不忘罪己颂圣 ， 个中况味 ， 实在难以名之为“旷达” 。
这样的情绪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亦有充分体现：诗人月夜独出 ， “江云有态”“竹露无声”“弱柳万丝”“残梅一枝” ， 虽然万千风物并陈眼前 ， 但依然心绪难平——“饮中真味老更浓 ， 醉里狂言醒可怕 。 但当谢客对妻子 ， 倒冠落佩从嘲骂 。 ”诗人借酒浇愁 ， 但醒来后又担心醉话招祸 ， 只好闭门谢客 ， 独对妻子 。 那一抹貌似超脱潇洒背后 ， 隐藏着的是诗人的忐忑不安 。
此外 ， “早晚青山映黄发 ， 相看万事一时休”(《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奇安未至以诗迎之》) ， “万事到头都是梦 ， 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 “小舟从此逝 ， 江海度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等 ， 皆是作者谪居黄州时创作心态的反映 。 此时的苏轼 ， 虽然偶有“行看花柳动 ， 坐享无边春”(《大寒步至东坡赠巢三》)的闲适 ， 但其心态主要是谨慎自安 ， 距真正的“旷达”还有一定的距离 。

『苏东坡』苏东坡：人生哪有完美，不过看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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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惠州时期的“自适”
宋绍圣元年（1094年） ， 朝政重新被新党把持 。 六月 ， 御史来之邵等抨击苏轼“掌内外制日 ， 所作词命 ， 以为讥斥先朝”(《宋史·苏轼传》) 。 苏轼因此再度被贬 ， 且谪命三改 ， 最后“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 ， 惠州安置 ， 不得签书公事”(《宋史·苏轼传》) 。 苏轼前后寓居惠州三年 。
惠州时期 ， 苏轼畏祸之心犹存 ， 这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时有表露 。 如其与孙勰的书信中言道：“自惟无状 ， 百无所益于故旧 ， 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 ， 故决意为之 ， 然决不敢相示也 。 ”(《与孙勰》)苏轼历经文祸 ， 深知书信往来对故友“百无所益” ， 虽无法辍笔 ， 但为了故友安全 ， 只能“决不敢相示也” 。
在与时任广东提刑程正辅的书信中 ， 苏轼表示对于自己所作和陶诗“幸读讫 ， 便毁之也” 。 在与程正辅的书信中 ， 苏轼指点浮桥之事 ， 且“乞密之 ， 勿云出于老弟也”(《与程正辅信（十九）》) 。 针对惠州军政兵卫 ， 苏轼稍有建言 ， 即云“此本乞一详览 ， 便付火”(《与程正辅信（二十）》) 。 但与黄州时期所不同者 ， 虽然依旧遵循着谨言慎行的行事法则 ， 但此时的苏轼跳出了“穷则独善其身”的限制 ， 而强调“君子有责于斯世 ， 力能救则救之” ， “力能正则正之”(《苏氏易传》卷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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