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五论“新子学”


作者:方勇(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教授)
我们倡导“新子学”理念已经有七年之久 , 《四论“新子学”》则开始涉及《汉书·艺文志》有关经子关系论和子学源起论所存在的问题 , 并进而辨析了传统诸子学的诸种旧说 , 分析了诸子时代的思想主题 。 本文拟在“四论”基础上对《汉志》所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剖析 , 希望能从它的长期束缚中解脱出来 , 以便让人们建立起一种诸子学的整体观 , 努力从诸子原典中寻求仍具活力的思想资源 , 从而为中华文化的重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西汉之末 , 刘向奉诏领校群书 , 每校完一书 , 便条其篇目 , 撮其指意 , 撰成提要 , 而后汇为《别录》 。 其子刘歆 , 略依《别录》体例 , 复著成《六略》 , 又叙各家源流利弊 , 总为一篇 , 谓之《辑略》 , 故总名为《七略》 。 东汉初年 , 班固则增损《七略》撰成《汉志》 , 并析其《辑略》为总序而置于志首 , 以叙述先秦学术思想之源流及得失 。
史称刘向为研治《谷梁》经的名家 , 又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 , 喜言五行灾异之说 , 并据以论证现实政治 。 刘歆早年通习今文经《诗》《书》《谷梁》 , 后又建议将《左氏》《毛诗》《古文尚书》列于学官 , 从而开启了研究古文经学之先河 。 在王莽改制篡权的过程中 , 他率群儒同僚以谶纬符瑞竭尽效忠之能事 , 最后却因深信谶语而招致亡身之祸 。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 , 与其父班彪一样“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汉书·叙传》) , 也以维护帝制下的政教合一为己任 , 把“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述的原则 。 所以 , 他撰写《汉书》的目的 , 就是要论证西汉皇权的合理性和东汉王朝的正统性 。 班固又奉诏撰成《白虎通义》 , 继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之后 , 以今文经学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来进一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 。 以上三人的思想行为 , 正是汉代意识形态领域尊经崇儒、谶纬神学日益盛行的产物 , 对《汉志》的思想宗旨和编纂体例产生了深刻影响 。
客观来看 , 刘向虽喜言五行灾异之说 , 但其《别录》所汇集的大致还只是各种整理本的提要 。 随后刘歆删削《别录》而成《七略》 , 使之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目录 , 分门别类 , 写上大小序言 , 并提出“九流十家”之说 , 将他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内 , 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经尊子卑” 。 接着 , 班固通过损益《七略》而撰成《汉志》 , 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以六经和孔子《论语》《孝经》等为核心 , 以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为辅弼的知识谱系 , 尊儒经 , 黜百氏 , 明示儒经作为常道和一切知识本源的存在价值 , 也将经子之间源与流的关系彰显无遗 。 《汉志》这种内含价值判断的经子派分的概念系统 , 明确给人以经是常道而诸子则是异端 , 且诸子淆乱道统的历史认知 。 经学本位的史家班固 , 在处理这个问题时 , 显然没有遵守史学求真的价值取向 , 而是选择经学家的儒经正统观念来构筑《汉志》的知识系统 , 于是各类知识与儒经之间的深浅远近之关系 , 经由《汉志》明显带有价值判断的次序安排而定下了基调 。

[文化]五论“新子学”
本文插图

晋郭象注、唐陆德明音义《南华真经》 资料图片
汉儒独尊儒学 , 借助谶纬之学神化孔子 , 相比于他们整理编辑完善的作为常道、正统的儒经 , 被其认定为思想异端的诸子之学 , 自然就难复先秦时期子学的地位 。 《汉志》昧于经子之间源头上的共同义理取向 , 着意贬低子学价值 , 这种主观性成见固然关乎时代的学术与精神 , 但将经与子视为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 , 确乎割裂了经子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联系性 。 《汉志》这种刻意独尊孔学以确立儒经神圣权威的做法 , 传达的是固守儒经的人对待古代典籍的态度 , 以及由此建立的典籍阅读路径 , 带有汉朝针对士人阅读范围的明确期许与规划 。 因此 , 借由《汉志》的知识谱系及其依凭官方正史得以流传的机会 , 先秦以来多元化的典籍便遵循着以班固为代表的儒家经学立场 , 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对自身身份的程序化确认 , 身处其中的诸子学也由此明确地被“规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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