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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五论“新子学”( 四 )


三
班固在参考、损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歆《七略》等基础上著成《汉志》 ， 将先秦至西汉各学派分为“九流十家” ， 各系于某一“王官”之下 ， 并以此来分别著录他们的著述 。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图书分类方法都可以看成是对《汉志》的继承和发展 ， 《汉志》之后的“四部分类法”也是在整合《汉志》的分类理念并根据当时书籍留存情况而开创的一种分类方法 ， 这从便于读者特别是从图书管理分类方面来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
但“新子学”注意到 ， 所谓先秦诸子百家 ， “百家”有众多的意思 ， 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时的学术文化氛围很宽松 ， 即站在诸子百家的立场上 ， 不同的观点可以互相争辩、互相吸收 ， 先贤们也并非仅仅在获取知识 ， 而是出于现实需求凝练思想中的应对之策 。 然而 ， 人们按照“九流十家”立场去思考问题 ， 思路就有很多限制 ， 相当于一条河 ， 它的上游原本很宽 ， 水流滔滔富有气势 ， 结果到了一个地方非要把水道分成几条小渠 ， 各出水口便不见了原始迸发时的滔滔之势 ， 显得很不自然 。 或者说 ， 经《汉志》离析归类而垂示于后世的诸子百家 ， 已像垂挂在架子上晾晒的面条 ， 彼此之间都是分离的 ， 每条虽长度有余 ， 而宽度、厚度则甚为有限 ， 这就严重导致了治学者思路的狭隘化 。
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后 ，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已经开始分家 ， 其中的内理则在于哲学上知识论与认识论的分疏 。 在这种情况下 ， 西方的哲学、历史、艺术各得其所 ， 各有所长 ， 而我们在百年以来西方思想长驱直入的态势下 ， 却还来不及明其就里 ， 便匆匆以此三者来划分中国思想资源 ， 将中国传统学问分为了文、史、哲等诸学科 ， 由此造成各学科之间往往缺乏自觉与共识 ， 而不能或不愿相通 ， 研究路径越来越趋于产出客观知识和狭窄化 ， 处处有削足适履之感 。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现代学科体系硬是要把原本经世致用的整体诸子学作为一种知识的来源看待 ， 并由此让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历史敏锐感深陷于严谨的学科知识界限之中 ， 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既丢失了自身的文化传统 ， 也无法真正贡献出与西方一样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预判 。 本来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久已有“九流十家”之框架 ， 而西学又从横向切过来 ， 简直把垂挂着的诸子“面条”切成了一寸一寸的碎片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这正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九流十家”思维模式共同作用到子学研究而导致的碎片化倾向 ， 致使具有整体性思维观照的古典学研究范式严重失语 。
因此 ， 当今的诸子学研究 ， 必须要求有整体性的视野 ， 正视西学与诸子学之间互动的历史过程 ， 从历史的整体联系角度对二者加以认识和考察 ， 由此构成诸子学研究区别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角度 。 诸子学研究应该有关于整体发展的明确目标和取向 ， 需要有意识地让它形成一门内含整体逻辑思维和发展体系的学科 ， 即使是对某一子的研究也应该与文化整体联系起来 ， 零乱的、盲目的、碎片化的研究状况 ， 只能说明我们对近代以来子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缺乏充分的自觉 。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 诸子学的整体效应无疑可以为中国文化重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 诸子百家本身内在诸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 及由此产生的规律性发展特征 ， 甚至诸子学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实践和作用 ， 正需要借由合适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给人们以清晰的认知 ， 对此我们的“新子学”将黾勉为之 。
【[文化]五论“新子学”】《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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