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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五论“新子学”( 二 )


《汉志》还以董仲舒所谓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配合儒家经典 ， 意在凸显经为常道的文化意识 ， 想要借助儒经构建一套稳固的、自我循环的、静态的经典世界 ， 从而抬升儒经并将之作为统摄、持恒宇宙万有的根本点 。 它以五常观念臧否诸子 ， 从五常的角度评判诸子的思想价值 。 尽管它也意识到诸子之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 但细绎其文 ， 仍难以掩饰其贬抑诸子的态度 。 总之 ， 《汉志》构筑了以“艺”为代表的经学核心知识系统 ， 并置“文”所代表的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于经学之下 ， 预设了经为常道的思想前提 ， 以此分派经学之下的各类知识序列 ， 较为清晰地划分了各类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 。 《汉志》以下 ， 传统的目录学著作多以此原则建立知识结构 ， 四部之学的目录划分更是强化了经与子之间的知识差等系统 。
其实 ， 自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 ， 其他各家思想也并没有完全被“罢黜” 。 如史称“中兴之主”的汉宣帝 ， 认为施政应当杂用“霸道”“王道” ， 不能一味专任儒术 ， 太子刘奭（汉元帝）见其所用“多文法吏 ， 以刑名绳下” ， 于是谏言说：“陛下持刑太深 ， 宜用儒生 。 ”宣帝便厉声斥曰：“汉家自有制度 ， 本以霸王道杂之 ， 奈何纯任德教 ， 用周政乎！”还叹息说：“乱我家者 ， 太子也！”而刘奭登基之后 ， 果然因柔仁好儒 ， 终于导致威权旁落 ， 成了汉王朝衰落的起点 。 这说明在武帝以后的西汉中后期 ， 并非只是依据儒术来治理天下 ， 而汉元帝违背父命 ， 好儒术、斥名法 ， 却真成了“乱我家”的起始者 。 所以东汉初的有识之士桓谭 ， 便著论大力提倡“霸王道杂之”之治道 ， 而极意非毁俗儒之愚陋、谶纬之虚诞 。 王充更以道家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 ， 痛斥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 他还“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 尤其发扬了道家的大无畏批判精神 ， 撰写了《问孔》《刺孟》两篇专论 ， 对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论难 ， 甚至向儒家圣人孔子、孟子公开挑战 。
二
曹魏时期 ， 郑默曾被任命为秘书郎 ， 在魏国崇文馆主管三阁图书秘籍 ， 所著《中经簿》凡十四卷 ， 变更了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之著录体系 ， 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类 ， 并大致取消了其关于“经尊子卑” ， 以儒经为核心 ， 以诸子、诗赋等五类知识为辅弼的一系列文字思想之表述 。 西晋初 ， 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奉命整理书籍 ， 乃依《中经簿》更著《中经新簿》十六卷 ， 总括群书 ， 分为四部 ， 在对待儒家经典和诸子、诗赋等的态度上 ， 亦基本与郑默相一致 。 南朝宋时 ， 秘书丞王俭领校国家藏书 ， 后著有《七志》三十卷 ， 略依刘歆《七略》、班固《汉志》之体例 ， 分图书为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七类 ， 但似亦并无明显的“经尊子卑”等文字思想之表述 。 南朝梁阮孝绪 ， 继刘歆《七略》﹑班固《汉志》、王俭《七志》等之后 ， 尽力罗致宋齐以来公私所藏典籍 ， 悉加研究分类 ， 著成《七录》十二卷 ， 分图书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术伎、佛法、仙道七类 ， 首置总序一篇 ， 虽对儒家思想甚为肯定 ， 但并没有表现出“经尊子卑”的思想观念 。 总之 ， 在魏晋南朝的三百年中 ， 众多著录艺文的著作仅是在图书目录学意义上借鉴了刘歆《七略》、班固《汉志》的一些编纂经验 ， 并没有沿袭《汉志》所确立的所谓诸子百家为“六经之支与流裔”的基本价值判断 ， 为一般治学者提供了经与子之间互动、涵化 ， 乃至思想活跃的广阔自由空间 。
到了隋唐时期 ， 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是儒、道、释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 ， 而又坚持以儒学立国 。 因此 ， 奉命修史者率以班固《汉书》为准的 ， 尤其推崇据刘歆《七略》损益而成的《汉志》 。 其典型代表《隋书·经籍志》便认为：“自是（指魏晋）之后不能辨其流别 ， 但记书名而已 。 博览之士 ， 疾其浑漫 。 ”对魏晋南朝所修艺文志多数没有大小序予以严厉批评 ， 以为这样不仅不能辨明学术源流 ， 而且还混淆了各部之间的尊卑关系 。 因此 ， 《隋书·经籍志》远袭了《汉志》的基本框架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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