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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化网』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与辖戛斯人的交通( 七 )


10-11世纪之交 ， 辽朝利用夏州、甘州之变局才扭转了局面 ， 在一定的时段内获得了经由河套套内至与河西走廊沿线政权交通的便利 。 10世纪末宋与夏州交恶 ， 引发986-1003年的宋夏战争 。 这场战中过程中 ， 辽朝站在夏州李继迁一方 ， 共同对抗宋朝、甘州回鹘 。 辽人不仅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夏州联通河西的便利 ， 还主动对甘州回鹘进行了近4次的讨伐 。 在这段时间内 ， 曾受制于甘州的沙州政权频繁至辽朝贡 。 [45]可以说直至11世纪初 ， 因河套、河西走廊的地缘关系对辽朝有利 ， 敦煌沙州至辽朝腹地的交通才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畅通 ， 但在10世纪 ， 这条信道对于契丹—辽官方向西交通而言是关闭的 。
西域与契丹—辽的河西走廊信道在10世纪受阻 ， 并未影响到高昌回鹘（阿萨兰回鹘）、辖戛斯等居地在东部天山及其以北的政权、部族通交辽朝 。 高昌回鹘是西迁回鹘的一支 ， 在唐北庭故地立国（今中国新疆吉木萨尔一带） ， 逐步吞并周边势力形成的重要政权 。 其名为“Qocho Uighur” ， 汉文史籍因其语音译写作“高昌回鹘”、“和州回鹘”等 ， 又高昌回鹘建国之地位于唐西州故地 ， 宋朝史籍称之为“西州回鹘” 。 [46]高昌回鹘在契丹西征以后 ， 一直与契丹—辽维持了良好的政治关系 。 据《辽史》载 ， 太宗天显八年（933）高昌回鹘曾遣使者至契丹 ， 辽景宗于保宁三年（971）曾派铎遏出使高昌 ， 后者于保宁五年（973）、十年（978）又遣使至辽 。 高昌回鹘与契丹—辽朝的交往信道亦应尽力规避当时敌对阵营的控制区域 ， 结合上述地缘关系分析 ， 不难认为 ， 这条信道是沿着契丹西征回军的路线行进 ， 即由霸离思山（巴里坤）东行 ， 进入今内蒙阿拉善 ， 过居延海 ， 经过契丹控制的黄河之北党项居地 ， 进入西南路招讨司辖境 。 契丹在937-940年派遣的使者胡末里属蒲里骨皮室军中的墨离人 ， 其原居地就在东部天山地区 ， 当是跟随契丹西征而被整编至皮室拽剌墨离军之中 ， 熟悉当时的交通路线 ， 故其跟随甘州回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 ， 游历西域 ， 转而从阿萨兰回鹘返程 ， 也应是选择这条安全的漠南道 。
上述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在于 ， 东西交通路线是带有鲜明地域秩序特征的政治纽带 。 若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审视 ，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隋唐时代 ， 北部草原游牧国家与南方中原王朝的势力东西延展 ， 彼此互动的结果之一就是塑造了横贯亚欧东部的三条信道 ， 他们分别是——
·中原王朝经常利用的河西走廊信道 ， 即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北方民族王朝联通东西交通的漠南道；
·以及联通草原游牧—农耕定居两大政治秩序的北南信道—漠北回鹘道 。
这三条信道的形成各有历史背景 ， 但他们的贯通与运作都与当时政治秩序的强大与稳定息息相关 。 在本文叙述的时代 ， 维系东西信道的两大政治秩序同时崩溃 ， 整个亚欧东部地区的地缘格局呈现内存块化分割 ， 不仅存在北南并立 ， 亦出现东西分割 。 原来能够贯通东西的信道也因地域化的多极政治秩序所肢解 ， 对于一个政权、部族而言 ， 其对外信道能否畅通 ， 走向如何 ， 取决于其所处内存块与其他内存块间的地缘政治的关系 。 10世纪亚欧东部多极格局背景下的东西信道走向不再是单纯的路线问题 ， 而是多对政治关系排列重组 ， 结成各类跨内存块政治秩序的连接纽带 。 因各内存块间的政治关系存在多重变数 ， 那么连接各政治实体的地缘政治信道也存在不同的排列组合 。
因此 ， 9-10世纪以后的亚欧东部区域的东西交通现象是相对的 ， 多元性的 。 在东西信道的东部地区契丹—辽王朝与五代—宋王朝存在对立与博弈 ， 中部路线的战略节点上 ， 自北至南存在漠北鞑靼、黄河河套的党项诸部族 ， 这些政治集团在契丹—辽与中原汉地王朝的对峙过程中立场各异 ， 时刻影响着东方两大对峙政权向西联通的渠道 。 至于再向西的传统西域地区 ， 自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的高昌回鹘 ， 南部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沙州等地区政权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 。 承自魏晋—隋唐以来的东西信道被这些政权、部族按照政治分野内存块化分割 ， 这种内存块化的分割也会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有所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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