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网』10世纪契丹西征及其与辖戛斯人的交通( 六 )
漠南道是10世纪契丹与东部天山—阿尔泰山等西域政权、部族交通的最为安全的信道 。 契丹在阿保机两次西征 ， 东征渤海国之后 ， 基本解决契丹领土两翼的安全问题 。 尧骨继承契丹帝位时 ， 耶律羽之上表提出以渤海徙民翼契丹之左 ， 以突厥、党项、室韦夹辅契丹之右 ， 坐制南邦的战略措施[37] 。 这种建议自有其现实基础 ， 耶律德光在位期间（927-947） ， 居于黄河河套北部的党项与契丹关系较为和睦 ， 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 辖戛斯与契丹通交的10世纪中前期 ， 河套北部的党项人也大多成为契丹—辽的蕃附 。 据后晋、宋朝数据看 ， 沿河党项、山前、山后逸利、越利诸部皆受契丹官告、职牒、旗号 。 [38]沿河党项即前述尧骨平定之“河壖党项” ， “逸利、越利”即宋人文献中的“日利、月利”[39] ， 居地在阴山南北 。 原居于古丰州之地（唐天德军）的藏才族大首领王甲 ， 曾为契丹左千牛卫将军 。 [40]诸如此类党项部族地处东西交通要冲 ， 一部分部族臣服于契丹 ， 自然会为契丹提供东西交通的便利 。
党项部族可以成为契丹—辽王朝开拓河套信道的直接助力 ， 也可以成为其最大变数 。 这些党项部族因其居于东西交通战略要地而自持 ， 游走于周边的各大政权之间 ， 时附时叛 。 前述与契丹临境的沿河党项、藏才族等党项部族甚至在辽宋战争期间（979-1004）大规模南徙河套南 ， 内附宋朝 。 另外 ， 活跃在黄河河套内平原的夏州定难军党项也对辽、宋与河西回鹘诸政权的交通存在重要影响 ， 夏州在毛乌素沙漠南部平原 ， 是联通黄河河套东西的战略要地 ， 从河西进入黄河 ， 向东北可进至契丹 ， 南则可与中原王朝联通 。 夏州党项在960年宋朝建立前 ， 与五代各政权形式上臣服 ， 实则“朝秦暮楚” ， 保持自立 ， 并与契丹相抗 。 944年（契丹会同七年 ， 后晋开运元年） ， 夏州党项首领李彝殷曾率军自麟州渡过黄河侵扰契丹西境 ， 牵制后者南攻后晋 ， 并获封“契丹西南面招讨使” 。 [41]因夏州党项的原因 ， 契丹1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无法南下掌控河套连接河西走廊的信道 。
影响契丹东西交通走向的另一重要政治势力则是甘州回鹘 ， 其地理位置正当河西走廊东西主干道 ， 北可通蒙古草原 ， 向南则控扼祁连山口至青海的信道 。 阿保机西征回军过程中曾迫使甘州回鹘一度臣附 。 在以后的时间内 ， 甘州回鹘主要与中原五代、宋王朝进行频繁的朝贡 ， 向西则控扼沙州归义军等西域政权向东联系的孔道 ， 向北与契丹—辽王朝则较为冷淡 ， 双方基本没有往来 。 [42]唯一的异例仅见937年（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9-940（会同二—三年）有“回鹘、敦煌使者”至契丹朝贡 ， 学界一般认为其“回鹘”即甘州回鹘 ， 敦化则是当时甘州回鹘西部的沙州曹氏归义军使者 。 [43]这段时期时值契丹与后晋约为父子之国的蜜月期 ， 甘州回鹘或因后晋的关系而前往契丹朝贡 。 937年契丹在诸国使团回程时 ， 派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随访 ， 940年 ， “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 。 胡末里/鹘末里跟随甘州回鹘使团回访 ， 并行经“回鹘阿萨兰”（高昌回鹘）归国 ， 契丹使者应是首次沿河西走廊—东部天山行进 。 此次交通的前提条件是中原的后晋一度与契丹关系友好 ， 以至于甘州回鹘亦为契丹使者提供通行便利 。
本文插图
天山喀拉峻
夏州党项、甘州回鹘都是掌控契丹—辽王朝利用河西走廊信道的势力 ， 1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两者在政治上都倾向于南方中原政权 ， 自然不会对辽王朝开放河西走廊 。 藤枝晃通过史料统计 ， 发现河西走廊沿线政权向辽宋两国的朝贡活动存在频次波动 ， 是与辽宋两国与夏州党项关系变化密切相关的 ， 即夏州与辽关系和睦时 ， 夏州党项会将河西走廊政权使团引向辽一方 ， 反之则引向宋朝一方 。 [44]这一规律亦适用于甘州回鹘 ， 沙州等政权多受甘州的政治倾向限制 ， 在后者与宋朝频繁交通之时 ， 自然无法前往辽朝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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