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关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会大不一样( 四 )
同时，这个中产社会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因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 。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以及更加稳妥，甚至“乖巧”的行为模式 。
很多大城市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关闭公园的措施 。实际上，即使在疫情期间，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大城市最优质、最干净的场所 。发达国家在疫情中对开敞空间的管理，是禁止聚集而非禁止使用 。而近日一些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又现人满为患情景，恰恰说明了供给的严重不足 。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 。
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 。相应地，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发生了转换，闲置的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逻辑 。
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的共同经验 。成都正在建设“公园城市”，这种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设方式，恰恰是新发展逻辑下回应人居环境需求、塑造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模式 。
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标志 。笔者常说这些审美观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是现代化进程留下的“伤痕”！要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 。
胡泳
大流行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著有《网络为王》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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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 。
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 。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 。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新冠疫情的暴发与以前的疫情暴发区分开来 。
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 。
此前任何一场大流行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传播阵势：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
【『城市』有关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会大不一样】然而，大流行期间的社交媒体面临的既有福，也有祸 。
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 。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志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帮助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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