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关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会大不一样( 三 )
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 。未来将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主要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作为积分标准，这样的户籍政策改革将进一步松开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紧箍咒 。最近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意见指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
所有动向都提醒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数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许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缓冲 。
在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大城市不断规模壮大，将发展成为都市圈 。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力：一是在消费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高；二是在生产方面，以创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规律 。
除此之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 。通过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可以有效节省国土资源，提高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提升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竞争力 。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也有利于保护脆弱地区的生态 。
决定大城市发展的将是规划和政策 。但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是以地级市或直辖市为管辖范围，单独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这远不能适应未来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方向 。应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来推进都市圈建设 。
这场新冠疫情的确使很多人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产生了疑惑 。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 。疫情过后，在地方实践上大城市发展是采取往回退的策略，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胆往前推进？答案不言而喻 。
李晓江
公共开敞空间将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主持过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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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在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暴发，彻底打乱了城市发展的节奏，小区封闭，经济停摆，亿万民众只能居家“抗疫” 。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与疫情下的狼狈不堪显得格格不入 。面对疫情和灾害，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 。
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和疫病的需求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1933年，城市规划的经典文献《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开敞空间则是承担游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 。
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不断复杂，公共开敞空间的定义与其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多样 。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 。现代城市和封建时代城市之间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现代城市的空间景观也因此区别于封建城市 。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 。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云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许多特大、超大城市中心地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绿地 。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 。今天城市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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