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有关后新冠时代的13个判断：世界将会大不一样( 二 )
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 。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 。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 。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 。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 。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 。
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5.290, -0.14,-2.58%)，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 。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
新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独立的一代 。智慧社区这一图卷正在徐徐铺陈，缓缓打开，新一代的社区也将超越其边界，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凝结为共同体 。
我们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端，面对这个日益技术化的高风险社会，我们将没有前例可循，只能独立面对未来，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科书或者韧性社区的技术手册可以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了 。
陆铭
大城市将会更强大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大国大城》 《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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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新冠疫情重创城市经济，尤其是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让人们产生疑问：大城市是否过于脆弱？大城市将向何处去？
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就是在“战疫”过程中成长的 。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在150年前伦敦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建立起来的 。从那时起，尽管世界范围内不时有传染病发生，但大城市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现象 。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大城市理应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加强 。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发热门诊数量远远低于新加坡，医院的传染科也不受重视 。这些问题在接下来都有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正是“化危为机”的时候 。补上短板之后，大城市将变得更加强大 。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比较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比较忽视 。尤其是在户籍制度仍然与公共服务挂钩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规划中 。
最为突出的问题还不在医疗卫生，而在教育领域 。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办学校门槛仍然较高 。高中教育（除职业教育外）更是管制严格，基本上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 。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高中阶段教育迟早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看到这一趋势，目前的高中教育仅向本地人口开放将是大城市的一个短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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