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姚小鸥︱出土文献——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因缘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姚小鸥︱出土文献——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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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年来 , 出土文献是文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学术场域 , 而《文艺研究》杂志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我亲历这一辉煌的学术历程 , 目睹《文艺研究》杂志的巨大贡献 , 我的学术经历也与之密切相关 。 把它记录下来 , 不仅关乎我个人历史 ,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学术潮流与学术风气 。
1998年 , 我第一次在《文艺研究》发表论文 , 是当年第6期上的《〈公莫舞〉与王国维中国戏剧成因外来说》 。 这篇文章标志着我对乐府艺术与乐府文学性质总体新认识的开始 , 也是我与《文艺研究》这家蜚声中外的重要学术期刊缘分的开端 。
就本文的主题而言 , 我与《文艺研究》杂志的学术因缘真正起始于1999年12月11—12日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 这次会议是由《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北京广播学院语言文学部、河南大学中文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的 。 《文艺研究》主编柏柳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 。 参加学术研讨的有京内外各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二十余人 。 《文艺研究》方面的会议联系人是副主编廉静 。 我作为组织者和学术召集人 , 除了主持会议前期的筹备 , 还参与了后续的学术活动 , 包括组织笔谈和论文集的编辑工作 。
《文艺研究》于翌年在第3期上发表了与会者的一组笔谈 。 编者按指出:“这是国内首次由文史界专家学者共同就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艺术的关系、影响、学术方略、研究方法及发展战略诸问题进行研讨 。 ”这段按语指出了会议的首创意义 。 李学勤先生领衔这次笔谈 , 他在文章中对会议的宗旨和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李先生说:“从会议主题和内涵来说 , 都具有开拓性 , 我自获知这个信息开始 , 就感觉非常兴奋 。 ”李先生的文章 , 提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包含有孔子论《诗》的内容 。 两年后 , 这批竹简公布 , 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 。 这一空前的学术热潮 , 映衬出“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前瞻性 。 这一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 , 更反映出《文艺研究》杂志对于学术潮流的引领作用 , 也确立了我本人大半生的学术定位 。
我的笔谈题目是“出土文献与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战略” 。 这个产生于世纪之交、有着鲜明历史转折点色彩的学术话题 , 是我长期思考的结晶 , 包含若干重要的学术论断 。 文章提出了在21世纪中 , 中国文学各分支学科基本构架的突破问题 , 并以乐府文学为例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 文章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出土文物 , 跳出了狭义的“乐府”这一官署的名分 , 从古代礼乐制度与古代乐官系统的角度来观照“乐府文学” , 指出“乐府文学”应当是“乐府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 即其文学要素 。 其范围应当包括:诗歌 , 即汉人习语之歌诗 , 也即传统所言“乐府诗”;戏剧文学 , 《宋书·乐志》所载《公莫巾舞歌辞》即为其例;赋及小说 , 《三国志》裴注所记曹植所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即为此类 。 乐府文学中还应当包括谐隐文学 。 而关于乐府文学中应当包括赋的缘由 , 我在文章中指出:
长期以来 , 人们忽略了赋与“乐府”的关系 , 对于赋的娱乐功能和“俗乐”特点往往认识不够 , 没有认识到大量汉代赋颂以“俗”为其主要审美特征 , “俗赋”并不是赋的变体 。 在艺术形式和传播手段方面 , 人们往往将赋的传播方式及艺术特征限定在“不歌而颂”范围内 , 没有认识到赋与音乐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作为文学样式 , 赋这一文体的复杂性 , 即其来源的多样性 , 形态及传播方式的多样性 , 名称与流变的多样性;没有能够认识到赋在称名上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交叉(“成相”“谐隐”“俳语”等) 。 这些都是人们对赋的性质长期认识模糊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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