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生活 > >

文艺研究：姚小鸥︱出土文献——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因缘( 三 )


前述笔谈文章还强调了文史研究中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密切结合的问题 。 文章说：“由于出土文献对于解决文学史上的不少疑案、悬案曾起到了关键作用 ， 所以一些文学史研究者企图将出土文献当作文学史研究中的百宝灵丹 ， 希望新发现的某件出土文献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学术史上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 这是文学史研究工作中对待出土文献的另外一种不正确的倾向 。 ”这段看似平常的话 ， 是我长期研究的心得 。
《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刊登了我撰写的《汉魏六朝曲唱文本的破译及其在乐府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一文 。 这是一篇主要利用传世文献进行乐府歌曲研究的论文 。 这篇文章在杨公骥先生破译《宋书·乐志》中《公莫巾舞歌行》 ， 以及孙楷第先生破译刘宋“今鼓吹铙歌”《上邪曲》的基础上 ， 阐述了汉魏六朝曲唱文本破译的方法及意义 。 文章的结尾说：
作为与文学文本并存的珍贵文献 ， 汉魏六朝曲唱文本的存在及其破译在学术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 它们的意义不但在少数特殊文献性质的判定与若干古代乐府文本的校读 ， 在古代音乐与诗歌研究的许多方面 ， 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 。 尤其是在作为艺术生产的诗歌在古代社会中的实现方式 ， 礼乐文化的历史演变与汉魏六朝曲唱的艺术特征 ， 六朝文学的发展与音乐及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诸方面 ， 开辟了新的道路 ， 有待我们更为深入的探索与开掘 。
汉代是一个总结和整合其所承继的先秦文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 汉代礼乐制度与先秦礼乐制度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 。 对汉代的研究 ， 必须着眼于它的历史渊源 。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说 ， 乐府歌诗的前身就是《诗经》 。
《诗经》研究是我的本行 。 我研究《诗经》的路子 ， 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从观念上说 ， 是将其置于礼乐文化的语境中讨论；从方法论角度说 ， 是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使用 。 《文艺研究》刊发的我所撰写的《诗经》文章 ， 很能体现这些特点 。 我所参与的《文艺研究》举办的学术活动 ， 也多与之相关 。 “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即为其中之一 。
“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的全名为“《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 。 2002年1月12日 ， 由《文艺研究》与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联合召开 。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是方铭教授主持的学术单位 ， 21世纪初举办过多项高水平的学术活动 。 承方教授不弃 ， 邀请我参与策划了这次学术会议的主题 ， 我还协助《文艺研究》杂志组织了相关笔谈 。 我的笔谈题目为“《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 。 这篇文章指出：《孔子诗论》的发表 ， 在中国诗学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 它反映了先秦时期诗学繁荣发达的程度 ， 给了一个使人们在哲学层面认识先秦诗学的切入口 ， 并预示着先秦诗学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文章批评学界“对包括先秦诗学在内的先秦文学思想的定性还仅仅局限在‘文学思想的萌芽’这一极为保守的认识水平上” 。 文章期望 ， 随着《孔子诗论》研究的深入 ， 学界能够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沟通先秦诗学与先秦哲学的密切联系 。
【文艺研究：姚小鸥︱出土文献——我与《文艺研究》的学术因缘】《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公布后 ， 2013年5月10—12日 ， 《文艺研究》编辑部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共同举办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先秦经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 。 随后 ， 《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即刊发了这次会议的一组笔谈 。 李学勤先生题目是“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学术价值” 。 这篇文章是我依据李先生在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 ， 根据李先生的学术思想代为整理的 。 我的文章题目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诗经》学史的若干问题” 。
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指出 ， 清华简的特色为“主要是经、史类书籍” ， 是汲冢竹书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新发现 。 我的文章则是依据清华简《诗经》类文献对先秦《诗经》学史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 文章涉及“孔子删诗”“逸诗”“诗家与乐家的分途”等学案 。 我对孔子与《诗经》关系的认识贯穿于上述诸问题之中 。


推荐阅读


上一篇：『小区』青羊潜力盘流出！广厦公寓二居室，均价仅1.1万，首付仅24万起！

下一篇：客厅@楼梯一二层台加宽1米，打造多功能小厅，比客厅功能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