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的治学之路
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 ， 转眼间已是N年 。 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 ， 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 ， 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 ， 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 ， 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 。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 ， 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 。 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 ， 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 ， 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 。 而在史学、经济史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 ， 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
二是“逆潮流而动”：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 ， 知识界思潮迭起 ， 西学东渐 ， 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 。 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 ， 做着“死学问” ， 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 。 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 ， “保守”成为美德 ， “第二思潮”兴起 ， 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 ，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 。 而这时我反而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 ， 由“问题”走向“主义” 。 这是为什么呢?我自知才智平常 ， 更何况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 ， 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 。 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到21世纪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 ， 许多人力求适应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自有其道理 。 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 ， 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 ， 并对现实问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这些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 ， 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 。 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 ， 更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匹夫之责 。从“农战史”走入学林我于1978年作为浩劫后首届研究生考入兰州大学 ， 在此之前在壮族山寨里做了九年多的知青 。 我下乡时年仅15岁 ， 三年“初中”都是在“文革”大停课期间度过 ， 课堂生活实际上是小学之后就是研究生 ， 中间的12年(1966—1978)求学黄金时代都是在社会上 ， 头3年在“武斗”中 ， 后9年在大山里 。我的中学与大学知识都是在“早稻田大学”自学的 。 当年在那个边远小县只有我这个“农民”一人考上研究生 ， 而同考的大学毕业者们均未遂愿 ， 这曾成为当地一桩新闻 。 但就全国而言 ， 由于正规高等教育中断了十年 ， 我们这届在北京常被戏称“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相当一批人都来自没有本科文凭的“同等学力者” 。 这也是改革初起时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同等学历者”在统计意义上是否比科班出身者有所优劣这很难说 ， 但两者各有特点是无疑的 。 “同等学历者”缺少后者经历过的那种正规科班训练 。 但他们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不仅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与人生体验 ， 而且一般来说 ， 他们的“自学”绝对是“爱智求真”型的 。 那时高考久停 ， 更不是科举时代 ， 没有为“应试”而学的机会 ， 更无为求仕而悬梁刺股的“激励” ， 当时也绝对没想到日后自己会以治学为“饭碗” 。因此他们的求知欲之单纯 ， 不仅不同于正规科班 ， 甚至也与今日在“自学考试”之类的制度激励下的“自学”者大有区别 。 在那些年里 ， 农村应用之学 ， 如农技、水电、林业之书我也读了不少 ， 但那时农村技术“职位”也是计划体制下按“关系”分配的“稀缺资源” ， 并不是具备有关知识者就可以此“谋生”的 。 因此我读书主要还是“务虚” ， 是为了免于精神饥渴；低调点说 ， 是为求知而求知 ， 高调点说 ， 是为追求真理——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调 ， 在那种环境下 ， 除了“真理” ， 你还能追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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