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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我的治学之路( 二 )

秦晖：我的治学之路
金雁/插画这样的背景使我的学习带有两个特点 ， 一是社会关怀导向 。 有人说我后来选择农民学、农民史为专业是“情系黄土地” ， 其实倒不一定是“黄土地” 。 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 ， 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 。 二是专业畛域的淡化 。 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 ， 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 ， 1949年后又成为“教育局干部”而脱离专业20余年 ， 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 。然而在我的自学时代的确没什么“专业前途”方面的考虑 ， 反而形成了多方面的求知欲 。 今人常引为“文革中异端思潮之源”的“灰皮书” ， 我是在插队后才读的 。 由于缺乏理、化实验条件我曾对数学发生极大兴趣 ， 至今因此得益 。 在全无听说条件的大山里我仅为阅读而用汉语拼音来念英文 ， 居然在进入兰大后的“英文”考试中连拔头筹 ， 然而实际上我的“英语”既聋又哑 。 这种自学的习惯使我在大学任教后头几年总把学生当做为智求智者 ， 热衷于抛开教材讲“问题” ， 难以适应当时的教学常规 。但这一切在我读硕士期间尚无反映 。 1978这个年份是国人兴奋的一年 ， 我一家尤其如此 。 我考上研究生、妹妹考上大学和父母结束流放回城“落实政策”都在一月之间 。 一时真有否极泰来 ，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 ， 似乎风声雨声已过 ， 只有读书声“声声入耳”了 。 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 山中九年之后回到“世上” ， 面对如潮新知不免有烂柯之叹 。我于是成了不问世事的书虫 ， 读研三年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 。 在那时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我虽然从“三论”到萨特、汤因比接受了不少新知 ， 却没有太大的理论冲击感 ， 穷究史料而考证“问题”成了我用功的主要方向 。 我信奉陈垣先生“竭泽而渔”的史源学原则 ， 无新史料不落笔 ， 每文辄引书百数 ， 列注数百 ， 还专门写过批评某些人猎奇哗众 ， 学风不谨的文章 。 这赢得了不少史坛前辈的赞许 ， 但年轻同仁则往往对这种乾嘉式文章的“老气横秋”不以为然 。实际上 ， 我这时的文风虽然“老” ， “问题”却不属于传统史学 。 我读研读的不是传统的断代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之重要成分的专史——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 。 这一选择无疑与我的“农民情结”有关 ， 而且影响到我的专业兴趣与“农”有缘 。我的导师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 。 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外语系 ， 参加过左联与“一二·九”运动 ， “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战 ， 随后转入文化领域 ， 成为一名新锐的左派史学家 。 建国初期他曾非常活跃 ， 但不久便耿直招祸 ， 成了“右派” ， 经历了无数坎坷折磨 ， 直到改革时代才又重新崛起 。 先生也非史学科班出身 ， 他学贯中西 ， 思想敏锐 ， 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主义”信仰 ， 视野开阔而不囿于专业畛域 ， 这一切都对我有着极深的影响 。秦晖：我的治学之路
与赵先生以及师兄们的合影以土地制度、租佃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分析及以农民战争为高潮的阶级斗争 ， 是传统农民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 。 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包括郭沫若、范文澜等的关注点均不在农民史 ， 倒是在理论上比较轻视农民的托派 ， 最早在30年代初便出版了薛农山的两卷本《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 。 然而托派并不从事现实农运 ， 薛书亦几成绝响 。后来的农民战争史体系是以赵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左派史学家在1949年前后建构的 。 如今经过几次范式转换 ， 我们思考农民问题的方式可以说完全变了 。 但凭心而论 ， 当初马克思主义农民史的兴起与从事的现实农民运动研究一样并不仅仅是几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东渐的西学之一 ， 在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双重危机的背景下入华的 。 以它为理论基础的农民史也是传统王朝史体系危机的结果 。 当初它作为一种“新史学”在知识体系与社会批判两方面都富有生气 。 至于后来它自己成了“正统” ， 并且由“官学”而“显学” ， 最后沦为一种非学理性的政治图腾 ， 那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 但因此而回到那种“二十四史非史也 ， 二十四姓之家谱也”(梁启超语)的传统“王朝史”中去 ， 至少是同样可悲 。我当初是认同这种农民史理论的 。 为此在考研之前就曾从农村中给赵先生寄去过若干习作 ， 表述了我对建国前后农民史论争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 先生对我这个山中“南蛮”之论极为欣赏 ， 遂有知遇之恩 。 但我进校后 ， 对理论争鸣却失去了兴趣 。 尽管那时农民战争史研究正处于空前绝后的高潮 。随着包括赵先生在内的受迫害者复出于史坛 ， 之前以政治结论压制下去的“让步政策”之争 ， “农民政权”之争重新活跃 ， 而“平均主义”之争、“历史动力”之争与“农民战争导致历史循环、长期停滞”之争又相继爆发 。 但作为学科开拓者的赵先生本人对此却已兴趣索然 ， 他鼓励我另寻新路 。 而我也感到这时的“理论争鸣”虽然热闹 ， 其实证研究基础却很贫乏 ， 而且理论争鸣本身所据的思想资源也十分陈旧 ， 基本上是在过去的“农民两重性”说框架内 ， 只是调子由高变低、由过去盛称“劳动者的革命性”转为强调“小生产的保守性”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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