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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中国版“监管沙盒”需处理好三个平衡( 二 )


有专家表示 ， 我国的监管创新试点远未达到监管沙盒的阶段 ， 境外的制度创新 ， 譬如监管豁免、协调模式、运行逻辑等方面 ， 对我国金融科技监管创新工具和相关机制的设计和优化 ， 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
第一 ， 监管豁免为核心机制 ， 重在制度创新而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创新 。 现行的法规不允许一些技术和业务的创新应用 ， 通过监管沙盒申请监管豁免 ， 创新的技术和业务可以寻找到合理的政策匹配与监管协同 。 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应用试点仍较少触及监管豁免 。
第二 ， 沙盒是缩小版的真实的环境 ， 具有明确的可行性判断逻辑 。 监管沙盒的意义不只是测试技术 ， 更是通过技术和业务测试市场环境 ， 从而实现供需匹配与消费者保护 。 监管沙盒有明确的规则和逻辑判定沙盒内的项目是否要可以推出 。
第三 ， 监管沙盒执行机构应具有灵活、有效的协调能力 。 一方面 ， 监管与参与机构通过沙盒沟通机制 ， 保持密切、持续的沟通；另一方面 ， 监管者可以协调参与机构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冲突 ， 减小金融创新的阻力 。
3 监管沙盒在适用性和公平性方面的局限
我国在推进监管沙盒的过程中 ， 一方面需要借鉴国外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做法 ， 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到监管沙盒在适用性和公平性的局限 ， 在相关机制的设计和执行中加以关注和规避 。
第一 ， 适用性问题 。 监管沙盒通常在小范围内进行测试 ， 难以完全模拟真实市场情况 。 同时 ， 项目开发者或在消费者群体的选择上有所偏好 。 这也导致一些能够适应小范围创新的项目在被大面积推广的过程中 ， 面临操作变形、不适用 ， 或难以招架新风险等问题 。 除了监管机制本身的缺陷 ， 开发者在对消费者需求、风险传染等方面的认识和应对能力不足 ， 这些问题都难以通过沙盒解决 。
第二 ， 公平性问题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 监管部门的自由裁断权比较大 ， 可能会影响公平性 。 监管沙盒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制度创新 ， 即是否能筛选出真正的创新 ， 进而突破、优化现有规则 。 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项目 ， 仅仅因为监管的自由裁决权被选入沙盒 ， 并在通过测试后获得一定程度的监管豁免 ， 这将对同类业务造成不公平竞争 ， 这个问题靠沙盒机制本身同样难以解决 。
4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监管沙盒”建设
第一 ， 监管权应在中央统筹协调 ， 发挥社会监督的辅助性作用 。 专家建议 ， 相关规则的制订与协调最好能够放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 可以由人民银行具体承担 ， 从而做到标准统一、监管协调 。 规则的实施可以由各个监管机构分头落实 。 此外 ， 鉴于社会监督容易发生“错杀诚实创新”和“姑息虚假创新”等问题 ， 在监管沙盒运营中宜发挥辅助作用 ，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站在第一线 ， 负全责 。
第二 ， 监管应深度介入监管沙盒的实施过程 ， 不断优化监管框架 ， 并与参与主体形成良性互动 。 专家建议 ， 中国特色的“监管沙盒”在流程上可分为五步：开放申请、确定进入沙盒的企业、中期评估、决定退出或者进入市场及沙盒外评估 。
在准入环节 ， 其一 ， 必须由金融机构持牌申请 ， 科技公司只能跟随持牌机构一同申请 。 但专家建议 ， 应允许非持牌机构申请进入沙盒 ， 初期可以与持牌机构合作 ， 测试期间可使用限制性牌照等监管工具 。 其二 ， 形成良性的筛选机制 ， 有专家提出两个具体的遴选标准：一是颠覆性创新特性比较高 。 对于只是技术边际改进的项目 ， 应采用传统监管模式更为妥当 。 二是能够与监管形成积极良性的互动 ， 即技术不仅带来业务的创新 ， 也能够带动监管的创新 。
在运营环节 ， 其一 ， 重视业务监管 ， 发挥业务部门的主动性 ， 把控业务规范标准 ， 使业务与技术更好地融合 。 其二 ， 优化沙盒风险防控机制 ， 利用监管科技和大数据监测平台等及时检测沙盒运行状况 ， 及时出台监管细则；针对不同风险情形 ， 提前准备差异化的处置预案 。 其三 ， 充分发挥沙盒的引领和孵化作用 。 鼓励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 发挥金融生态联动作用 ， 激活参与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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