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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应对美国滥诉的法与理( 三 )


第五，中国防疫行为与他国损失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条款》第36条的规定，在受害国的损失和责任国的不法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 。考察中国对世卫组织和其他国家的疫情通报可以发现，美国等国家最早获知中国的疫情信息，并一直获得持续的更新信息，完全有机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然而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防控，导致了近期疫情的暴发 。因此，中国防疫行为与他国疫情损害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
我国依法理性对待这些诉讼的方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根据美国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中国对美国的疫情流行都不应承担责任 。因为这些诉讼所主张的管辖豁免例外都不成立，中国的抗疫行动也没有违反《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与美国的疫情暴发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任何一个理性公正的裁判者，只要基于以上任何一条，都不会得出中国应该对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承担责任的结论 。正如美国国务院前国际法顾问基梅纳·凯特纳教授所言：“任何对外国主权豁免法有点实际工作知识的专业人士，只要看一眼这些诉讼的标题，就会立即发现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基础 。这不禁令人怀疑，究竟是代理律师根本不知道有关判例，还是有其他原因？”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两名戴口罩的女子坐在国家广场草坪上 。新华社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已有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在推动国会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重新定义主权豁免的保护范围，以便保证这些诉讼向前推进 。这在历史上有过先例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多名律师代表受害人在美国多个州提起诉讼，要求沙特政府及其机构、担任政府要职的沙特王室成员及一大批沙特私营公司、银行和个人应当为其通过伊斯兰慈善基金会向基地组织提供的间接资助承担责任 。后来，原告及其律师成功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对恐怖主义资助者实行法律制裁法》，修改了《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允许就国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的损害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这就是所谓的“恐怖主义豁免例外”，使“9·11”事件的受害者得以在美国法院继续对沙特政府展开诉讼 。诚然，此次疫情与“9·11”事件有着根本性质的天壤之别，但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的特殊时期，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在即的影响，不排除美国通过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为美国法院对我行使管辖权提供国内法基础，最终对中国作出不利的缺席判决 。
面对此等滥诉甚至诬告，我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可以以平常心态和理性态度，综合运用法律外交舆论方法，兼顾个案应对与制度建设，尽最大努力促成中美在后疫情时代走向包容性竞争关系 。
首先，对于这些诉讼，只要美国法院保持基本的理性和公正，应该会驳回原告的起诉 。但在初步审查程序阶段，并不意味着我国可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 。可以根据《海牙送达公约》拒接送达、防止美方搞突击送达，在必要时或应询时重申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
其次，在此等滥诉获得美官方加持，或法院启动正式审理程序以后，可通过外交途径严正交涉，必要时以豁免权、缺乏最低限度的联系、不方便法院为理由敦促美国国务院或者请学术团体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或者向法院抄送照会和法律备忘录等方式说明我享有主权豁免的事实与理由 。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美国法院在10多起外国私人当事人对中国和/或地方政府提起的诉讼中认定自己没有管辖权，理由包括不属于外国主权商业行为例外、诉讼标的的活动非商业活动、商业活动对美国未造成直接影响、诉讼时效已过、对中国未适当送达诉讼文书、原告未成功主张在美国境内发生了不法行为、原告无诉讼资格等 。
同时，如果美国法院强行管辖并作出不利判决，我国可主张执行豁免 。因为未经国家同意，不得对国家财产采取诉讼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已构成习惯国际法规则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1611条都不允许为了获得对外国及其财产的管辖权而实行扣押 。尽管2008年美国对上述第1610条作了修订，规定了外国国家财产不享有执行豁免的具体情形，由于中美之间对此问题既没有条约安排，又不涉及资助恐怖主义问题，不符合该条规定的执行豁免例外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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