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党派e家@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的“汉中协定”( 二 )
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和川陕根据地建立时期 ， 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 ， 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 。 因此 ， 1933年1月17日 ， 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 宣称“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作战协定 ， 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 ， 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第8册 ，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 ， 第446页）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 ， 该宣言（又称“一·一七宣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侵华的基本立场 ， 与蒋介石集团“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 该协议也成为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17路军签订秘密停战协议的政治基础 。
红四方面军入陕和建立川陕根据地 ， 引起了西北地区的震荡 。 一方面 ， 在红四方面军进入陕西后 ， 国民党中央军肖之楚、刘茂恩等部尾追进入陕西；刘峙部黄杰第2师进入潼关 ， 占据华县、华阴和渭南；胡宗南第1师进抵陕西 ， 蒋介石借追击红四方面军趁机把中央军派驻陕西 ， “不但打击了杨（虎城） ， 并且打击了阎（锡山）、冯（玉祥）进取陕西、宁夏的计划” 。 另一方面 ， 各地方实力派趁机也在西北扩张地盘 ， 对陕西虎视眈眈 。 红四方面军从入陕到建立川陕根据地 ， 给杨虎城的部队给予沉重打击 ， 击溃了冯钦哉的1个旅 ， 杨虎城直属特务1、3团 ， 杨子恒旅的2团 ， 击溃及歼灭杨虎城军队“足足在五团以上”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 ， 1987年印行 ， 第55、54、72页）杨氏在陕西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 尤其是蒋介石军事集团构成了对杨虎城的威胁 。 蒋介石对地方杂牌想来都是能利用则利用 ， 不能利用则排斥和打击 。 在中原大战期间利用杨虎城对付冯玉祥 ， 中原大战结束后 ， 就开始排斥和打击杨虎城 ， 导致蒋杨矛盾日益尖锐 。 为了达到红军和地方实力派相互消耗的目的 ， 蒋介石将胡宗南第一师调往甘肃天水碧口镇驻防 ， 作为“经营西北基础” 。 把杨虎城十七路军主力38军调入汉中 ， 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的五六百里长的大巴山设防 ， 与红四方面军对峙 ， 蒋介石把杨虎城主力部队推到了“剿共”前线 ， 想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将杨虎城的军事力量平稳地移出了甘肃；二是将自己的嫡系楔进了西北 ， 看住了杨虎城西进的通道；三是在与红军交战中进一步削弱杨的实力 。
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达成“汉中协定”
在蒋介石和众多实力派的压迫之下 ， 也为了减轻红四方面军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军事威胁 ， 杨虎城选择了与红四方面军的合作 。 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时 ， 杨虎城部警卫团驻防汉中 ， 该团团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 ， “张汉民曾派人去接洽红军 ， 红军给他一个任务 ， 并把这个关系交特委” 。 说明红四方面军进入汉中后既和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 也和杨虎城部取得了联系 。 杨虎城和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商议 ， 决定派武志平“以军使的身份去川陕革命根据地 ， 向红军领导同志陈述在日寇侵略中国部分领土 ， 民族国家处于危亡之际 ， 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 。 （武志平：《回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期的简要情况》 ， 《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 ， 第10、11页）武志平是中共地下党员 ， 其公开身份是杨虎城部的作战参谋 。 为了与红四方面取得联络 ， 杨虎城派武志平到38军任职 ， 作为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络员 。 武志平将杨虎城、杜斌丞的想法通过地下党系统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后 ， 得到积极反应 。 中共陕西省也指示武志平“利用十七路军部队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形成直接敌对的形势 ， 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为蒋介石打天下” 。 （武志平：《在汉中两年的日日夜夜》 ， 中共汉中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南苏区的怀念》 ， 1987年印行 ， 第102页）武志平成为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取得联系的秘密使者 。 杨虎城朱德派武志平为与红军的联络人 ， 对其汉中之行充满期待：“值兹日寇凭陵 ， 国势阽危 ， 凡我同志务须深自警惕 ， 力图奋发 。 吾弟才华卓著 ， 尚希佐理孙军长 ， 努力工作 ， 是为至要” 。 （贾自新主编：《杨虎城文集》 ，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 第184页）孙蔚如也因长期受蒋介石的排斥而心生不满 。 中原大战期间孙蔚如向甘肃进军 ， 在消灭了冯玉祥在甘势力后志在甘肃省主席 ， 但蒋介石仅仅给了一个宣慰使的名义 ， 邵力子任甘肃省主席后 ， 又迫使离开兰州驻防天水 。 红四方面到达川陕后 ， 又被蒋介石调防汉中 。 孙蔚如“对蒋愤恨 ， 满腹牢骚” ， 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在张良庙的石崖上刻了“借君之锥 ， 以锥暴日” 。 一方面 ， 表达了要求抗日的情绪 ， 另一方面“是借锥‘日’之名而锥蒋泄愤” 。 （常黎夫：《一九三三年秋我去陕南工作的前前后后》 ， 《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第5期 ，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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