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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三次按下“复工键”的背后( 二 )


受疫情影响 ， 武汉汽车产业陷入“停摆” ， 国内甚至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 。
疫情下复工 ， 首先得有人 。 对于部分生产线自动化较低的制造业企业来说 ， 重要技能岗位的员工一旦缺席 ， 就会导致生产中断 。
班长阮应顺 ， 在企业首次复工时就充当“救火队员” ， 补上了应急生产线上的空缺 。
这位土生土长的江夏人 ， 中专学了汽车维修 。
“以前 ， 在江夏看到的几乎都是农田和鱼虾养殖场 。 那几年 ， 汽车厂子开始多起来 ， 外地打工的朋友陆续回来上班了 。 ”阮应顺说 。
从每一道工序到整条生产线 ， 再到整个岛屿的所有工序 ， 有专业又好学的阮应顺 ， 成了一名具备通岗操作的“多面手” 。
刘漂觅介绍说 ， 这个岛屿20%的员工具备通岗能力 ， 60%-70%的员工可以操作多岗 ， “遇到疫情这种特殊情况 ， 生产线重启就能快速反应 。 ”
在穆大川看来 ， 在这种突发情况下 ， 公司管理水平、企业文化和凝聚力 ， 都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
订单压力层层传导
疫情的持续时间超出张戈的想象 。 救护车的订单持续增加 ， 转向机等零部件继续吃紧 。
“以往春节一过 ， 上下游如期开工 ， 生产接续不存在什么问题 。 今年受疫情影响 ， 供应商延期开工 ， 订单又多 ， 物料库存就出现大的缺口 。 ”张戈说 。
当时 ， 疫情还在蔓延 ， 江铃集团的生产压力 ， 再一次传到了武汉博世华域 ， 也传到了产业链上的其他公司 。
2月11日 ， 穆大川在隔离满14天后 ， 为赶回工厂准备第二次复工 ， 从山东坐飞机到上海 ， 然后租车开了11个小时才回到武汉 。
对穆大川来说 ， 第二次复工还没开始 ， 就遇到不小的困难 ， “有的员工父母第一次让孩子出来后 ， 第二次死活不同意 ， 说话比较直 ， 就说‘不要命了 ， 孩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 不能再去了’ 。 ”
人事经理刘蓓记得 ， 在2月中旬 ， 很多家庭聚集性感染病例暴发 ， 武汉疫情管控越来越严 ， 员工第二次回厂复工 ， 下班后不能再回家 ， 都统一住在工厂宿舍 。
家住江夏区的员工秦秋实 ， 负责车间的设备维修 。 设备重启总会遇到一些故障 ， 每次复工都缺不了他 。
第二次去复工那天 ， 之前开车接他的同事 ， 临时有事去不了 ， 他又不想麻烦其他人 ， 就骑了15公里的单车 ， 花2个多小时才到工厂 。
“父母害怕我出去得这个病 ， 感染了还要隔离治疗 ， 挺担心的 。 ”24岁的秦秋实觉得 ， 不能因为自己耽误救护车生产 ， “如果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 ， 得失去多少生命！”
那几天 ， 刘蓓花了不少心思 ， 把公司一道道的防护措施 ， 拍成照片和短视频 ， 并让员工转给他们的家人 ， 希望能打消家人的顾虑 。
2月21日 ， 武汉博世华域第二次重启复工 。 这次复工的零部件需求量大 ， 需要协调上游十几家供应商供货 。
武汉嘉迅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照慈 ， 也是在这个时间点 ， 从江苏徐州老家赶回了武汉 。
公司距离武汉博世华域只有5公里 ， 主要生产转向机的壳体 ， 是后者的核心部件供应商 。
武汉博世华域第一次复工时 ， 尤照慈的公司尚有部分库存 ， 没有同步复工 ， 只是安排车辆把产品送到对方厂里 。
等到对方第二次复工时 ， 自己的库存也消化完了 。 在江铃和博世华域的共同协调下 ， 尤照慈也紧急组织13名员工返厂复工 。
抱团取暖共渡时艰
武汉博世华域第二次复工持续到3月11日 。 在这期间 ， 除了就近的嘉迅汽配等公司 ， 穆大川还要协调山东、安徽、上海等地的供货商 。 物流受阻成了最大的障碍 。
以往零部件单次需求量不高 ， 物流以拼单为主 。 疫情期间 ， 拼单尚未恢复 ， 只能协调专车到供应商厂家提货 。
“由于总部是合资企业 ， 合规要求很高 ， 凡事都要先走流程 。 我们当时能联系到的物流公司 ， 并不在供应商名单里 ， 要走特殊流程 ， 前前后后花了不少精力克服这些困难 。 ”穆大川说 ， 专车运费比拼单高了3-5倍 ， 当时车源非常少 ， 还经历过运费涨了10倍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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