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权”引发争议，为何在古代要从夫居从父姓？
来源：未名读书近日 ， 知名短视频博主Papi酱被推上热搜 ， 让她处于风口浪尖的起因 ， 是她在分享育儿日常时 ， 称呼自己的孩子为“小小胡” ， 而她一直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胡” ， 孩子随父姓这一事实 ， 使得许多女性表示不满 ， 认为与Papi酱的独立自主的人设不符 ， 甚至有人恶言相向 ， 称她向男权低头沦为“婚驴” 。
或许 ， 退一万步来说 ， 谁也没有以女权的名义去迫害女性的资格 ， 无论是“男权”还是“女权”都有以理杀人的可能 ， Papi酱首先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力 。 父权文化作为长年累月、根深蒂固的存在 ， 也不可能指望靠着个别精英女性就能破除 。 要么是女权要么是女奴的二元对立思维 ， 是否也在不自觉之间内化了“胜者为王”、“各安其位”的男权逻辑？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的思考和讨论 。 而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大背景 ， 苏力教授在《大国宪制》中有过系统分析 ， 为何在古代中国会形成“从夫居从父姓”这种制度 ， 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些 ，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 才不至于沦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 。一、同姓不婚防范乱伦在历史中国 ， 定居中原的农耕者很早就发现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 ， 会导致后代在智力和体能上的衰退 。 中国古人的长期实践表明他们完全理解这一点 ， 因此建立了一套制度 ， 尽可能避免血缘关系太近的人结婚和生育 。
首先是用来“别婚姻”的姓氏制度 。 其中也包括 ， 为落实“同姓不婚” ， 展开的日常教育和严格规训 ， 因为中国古人清楚知道“非教不知生之族也” 。 姓氏制度以父系为中心 ， 儿女随父姓——借此展示父系的血缘;除社会中鲜见的“入赘”外 ， 后世全然无视母系的血缘 。若严格按照现代生物学逻辑 ， 这种防止近亲结婚的制度不尽合理 。 “同姓不婚” ， 一刀切 ， 会禁止血缘关系极稀薄的同姓男女结婚 ， 甚至会禁止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结婚 。 更不合理的是 ， 这种“同姓不婚”完全无视母系近亲 ， 如禁止姑表兄妹/姐弟结婚 ， 却允许姨表兄妹/姐弟结婚 。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看不尽合理的这个一刀切 ， 从社会实践层面看 ， 却是更务实可行的制度 。 关键因素是搜寻费用 。 若在社会实践层面全面追溯男女双方父母的血缘谱系 ， 一定会急剧减少潜在可婚配对象的总量 。 在交通不便的农耕区域内 ， 这种实践有时甚至会令婚配不可能 。二、为什么是从夫居从父姓？外婚制要求农耕村落所有成员都一律同他姓村落的成员成婚 。 除“合两姓之好”外 ， 这一规则可确保某些父系近亲不结婚 。 但在农耕中国 ， 与外婚制紧密联系的还有普遍的女性从夫居 ， 即除非因没有兄弟不得已招婿入赘外 ， 女性婚后一律移居丈夫的村庄 ， 仅携带作为嫁妆的个人动产同行 。农耕中国普遍采纳从夫居的外婚制,不是偶然,更不可能仅仅因为男权 。 最简单的理由在于,如果男性真的如同女权指控的那么恣意、任性和霸道,那么农耕社会中的婚姻格局反倒应当是既有从夫居也有从妻居 。
始终如一的大范围内的从夫居制,当然是没考虑女性的居住意愿 。 但光看这一点是偏颇的,因为从夫居不仅约束了女性,其实也令男性在居住上别无选择 。 因此,更合理的解释会是,一定有其他什么重大约束条件或制度考量,迫使农耕社会在权衡了长期利弊后,最终选择了从成本收益上看更为理性的从夫居制 。从夫居毫无疑问对女性有种种不利 。 她们得孤身一人进入陌生村庄,要适应陌生村庄的一切,她们一定为这一制度支付了更多代价 。 但就稳定农耕时代人们必需的村落社区制度而言,从夫居制确实比从妻居制,或比走婚制,从整体来看对所有人都有更大制度收益;这些收益也是,或会部分转化为,从夫居女性的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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