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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史录以“证人制度”为措施，“仁政”为基础，唐代如何维护司法正义？( 二 )


在古代 ， 为了提高审讯的效率 ， 往往会采用刑讯的手段 ， 自然会对人造成一定的精神或者肉体伤害 ， 不让孩子作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

中外文史录以“证人制度”为措施，“仁政”为基础，唐代如何维护司法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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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魏晋南北朝继承了“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 ， 在东晋时期皇帝就曾同意大臣的意见 ， 禁止鞭打儿子来询问其父亲的下落 ， 反之亦然 。 而记载了北齐历史的《北史》中有和“亲亲得相首匿”相关的政令：“母杀具父 ， 子不得给 ， 告者死 。 ”
由此可见 ， 儒家的伦理道德也开始对少数民族的法律产生影响 。
同时魏晋南北朝开始形成“据众证定罪”制度 ， 比如在北魏 ， 一名驸马和其他女子有染 ， 之后逃亡 ， 在这一案件中并没有得到被告人驸马的口供 ， 但是有关司法机关依旧把驸马定罪了 ， 这按照的就是“据众证定罪” ， 意为许多人亲眼可见 ， 案情分明 ， 因此对驸马进行定罪 。 二、唐朝在前朝的基础上对证人制度进行改良和发展 ， 逐渐成为后世证人制度借鉴的范本
老幼笃疾之人不得为证
唐朝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再次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了规定 ， 在《唐律疏议》中有相关记载：“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即年八十以上 ， 十岁以下及笃疾 ， 皆不得令其为证 ， 违者减罪人罪三等 。 ”
为了保证证词的真实性 ， 唐朝的律法直接就剥夺了三类人群的证人资格 ， 分别是老人、小孩和有一些疾病的人 ， 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免受刑讯之苦
同居相隐之人不得令其为证
在前朝就有“亲亲得相首匿”的思想 ， 而唐朝在这一基础上再次发展 ， 再次明确亲属的范围 ， 即为同居相隐之人 ， 在《唐律疏议》中有相关规定：“诸同居 ， 若大公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 有罪相为隐 ， 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 ， 即漏其事及摘语消息亦不坐 。 其小功一下相隐 ， 减凡人三等 。 若犯谋叛以上者 ， 不用此律 。 ”
只要是属于上述亲属范围内 ， 官府都不可以强迫他们作证或者刑讯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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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维护家庭环境的稳定 ， 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知道家庭是社会的小单位 ， 如果家不宁那么社会肯定不能安定 。 但是如果最新涉及逆反等危及皇权的案件 ， 这条律法就不再适用 。
“据众证定罪”制度
有一部分疑犯不会经过审讯 ， 而是按照“据众证定罪”对其进行定罪 ， 在《唐律疏议》中同样有相关记载：“诸应议、请、减 ， 若年七十以下 ， 十五以上及废疾者 ， 并不合拷讯 ， 皆据众证定罪 ， 违者以故失论 。 若证不足 ， 告者不反坐 。 ”
这里有两类人群 ， 第一类就是符合议、请、减三项的特权阶级 ， 为了保护特权阶级的权益和颜面 ， 他们一般直接按照根据众证来定罪；第二类是年高、年少或者残疾人士 ， 这是因为这部分人不适合严苛的审讯 。 三、四种需求决定了唐朝证人制度的价值取向
宣扬“仁政”
自西周以来 ， 人们受到“明德慎刑”思想的影响 ， 同时儒家思想的仁政也在影响着人们的认知 ， 因此帝王有必要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其施行仁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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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的法律中 ， “据众证定罪”制度免除了年高、年少或者残疾人士的审讯 ， 就是仁政的一个表现 。
坚持伦理道德
唐朝证人制度中也有坚持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 比如“同居相隐”原则的建立 ， 同时扩大了相隐的范围 ， 不仅仅是直系亲属可以豁免刑讯 ， 只要是和犯人同居的人都无需作证 ， 这就凸显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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