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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四 )


錾刻圆盘形铜器：仅见于花东M54（图一：35） ， 用途不明 。 其錾刻工艺和六角星形图案 ， 被认为是北方草原青铜器特征 。
铜角杯：仅见于王陵区M1022（M1022∶R1094）中 ， 通盖高17.4厘米 。 （图一：34）器身素面 ， 仅在靠近口缘的部分装饰以龙纹为主纹的细致纹饰带 。 器盖附一钮 ， 器身外设有一贯耳 ， 用以悬挂 。 此器主要见于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 。
铜鍑形器：殷墟郭家庄东南M26曾出土一件鍑形器 ， 口呈椭圆形 ， 在弧度较大的两边口沿上有二个对称的直耳 ， 内穿绹形提梁 ， 侈口 ， 束颈 ， 下腹外鼓 ， 底近平 。 底部有烟炱 。 颈饰凸弦纹三周 。 器内底部有铭文“□宁”二字 。 器身高18.5厘米 ， 最大口径22.4厘米 ， 通高27.6厘米 。 （图一：36）郭物认为此器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 ， 体现了商代晚期中原殷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 。 只是器底有商代铭文 ， 可能是商代仿北方鍑形器铸造的 。
2.玉石器
殷墟玉器以妇好墓、花东M54出土最多 。 有学者指出 ， 部分玉石器风格受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较甚 。
龙形玉玦：妇好墓（图二：1）、殷墟西区（图二：3）、花东M54均有出土 。 多素面 ， 呈简化的龙形 ， 首尾盘曲相连 。 花东M54∶368 ， 青白色 ， 吻部较平齐 ， 首尾相连处经打磨 ， 但未断开 ， 中部穿孔呈半圆弧状 。 最大径4.8厘米 。 （图二：2）追根溯源 ， 此类玉玦的祖型应是红山文化 ， 经数千年辗转 ， 其蕴含的价值与理念仍得到认同 ， 此类玉器应是在殷墟制玉作坊中生产的 。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本文插图

勾云形器：妇好墓中出土两件玉“柄形器”M5∶964和M5∶1120（图二：5、6） ， 林巳奈夫认为 ， 此类器物应是红山文化的钩形器 。 （图二：4）另一件玉器M5∶945也应是此类器物 。
C型马衔：与上文提及的后冈M33出土的铜C型马衔类似 ， 在小屯M164内出土了一件玉质C型马衔 。 小屯M164∶R9121呈开口的扁椭圆形 ， 两侧有三齿钉 ， 齿钉旁边分别有两孔以穿绳 。 器身全长11.5厘米 。 （图二：17）黄铭崇利用中原地区出土的C型马衔和尖锥策饰讨论认为 ， 商代晚期中原已经有早期的骑兵出现 ， 而且商文明的这些骑兵的马是草原地带输入的 ， 骑马的技术以及战车的制作技术也是同时从草原牧民处学来的 。
红玛瑙串珠：仅见于妇好墓 。 （图二：9）杰西卡·罗森认为应是从中亚和西亚辗转传播到中国的；叶舒宪则认为 ， 红玛瑙起源于南亚 ， 经中亚自西向东传播 ， 距今三四千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珠的“二传手”作用 。 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作用 。 不过 ， 在成都平原的金沙遗址已多次发现红玛瑙串珠 。 如果红玛瑙技术起源于南亚 ， 那么金沙遗址所见的红玛瑙另有传播路线 ， 还是同样经由河西走廊南下 ， 目前尚不可明断 。
权杖：李水城较早指出 ， 使用权杖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传统 ， 笔者曾对殷墟的权杖头进行简单梳理 ， 认为诸如王裕口南M94∶65（图二：10）、梅园庄车马坑M40∶2（图二：11）、郭家庄M172∶9（图二：12）的形制虽不见于西北方 ， 但其实质是相通的 。 妇好墓M5∶86石球（图二：8）就是北方地区常见的权杖头 。
石锤：仅见于妇好墓（M5∶51） ， 中部圆形銎 ， 两端为锤头 。 通长11.8厘米 。 （图二：7）石锤被认为是卡约文化的典型器物 。
3.陶器
殷墟陶器基本都是普通的生活用器 ， 如果我们把部分铜器、玉石器 ， 甚至是马车等器物看作是以战争、贸易、传世等方式进行流动的话 ， 那么陶器显然不具有如此的流动性 ， 其更可能代表着使用这些陶器的主体人群的流动 ， 因而会更直观地了解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与殷墟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 但相较于铜器、玉石器的比较研究来说 ， 区分、辨别殷墟文化中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陶器也更为困难 ， 原因是多样的 ， 诸如陶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 各地区考古工作不均衡 ， 受到的关注度不高 ， 相关报道较少 ， 资料积累有限 ， 如此等等 ， 都给这方面的比较研究造成较大的困难 。 前述已提及 ， 近20年来 ， 这种窘迫有了改观 ， 笔者能够于发掘之时关注到这一问题 ， 也是从典型具有外来文化风格的陶器入手 。 近几年来 ， 也有学者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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