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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何毓灵：殷墟“外来文化因素”研究
摘要：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是双向的 。 殷墟文化在对周边区域青铜文化造成巨大影响的同时 ， 也吸纳和融合了周边区域考古学文化 。 本文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 简要梳理了殷墟文化中来自于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及东方文化因素 ， 在此基础上认为各区域对殷墟影响的时间、强度和方式有所不同 。 殷墟对待外来文化因素更主要的是进行融合与改造 ， 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 正是与周边文化不断地交流与互鉴 ， 殷墟青铜文化走向了顶峰 。
2000年底 ， 笔者发掘了殷墟花园庄东地M54 ， 注意到除随葬大量的青铜礼器外 ， 有些青铜工具如虎首刀、马首刀、鹿首刀、铃首锥状器等明显具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特征 。 曾有许多学者就殷墟出土具有不同风格、特别是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器进行过专题研究 。
2003年—2004年 ， 笔者参与了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 ， 注意到遗址中出土一些风格迥异的陶器 。 有学者讨论过殷墟的硬陶、原始瓷产地问题 ， 但作为普通生活用器的陶器 ， 学者们大多关注其器类、形制、功能、制法等 ， 少有学者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分析殷墟陶器的属性 。 上述发掘经历让我深受启发 。 2007年 ， 笔者与王学荣合作 ， 初步从陶器的角度提出殷墟“外来文化因素”；2009年 ， 结合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 ， 笔者进一步分析遗址中具有不同于殷墟文化风格的陶器；2012年 ， 笔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吸纳与融合：殷墟外来文化研究》 ， 就此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 。 现就近几年的研究心得简要讨论如下 ， 以求教于方家 。
一 可行性与必要性
李伯谦先生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互动与交流 。 他认为：“考古学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 ， 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 。 ……强势族团往往借助自己强大的实力在此过程中推行自己的文化 ， 弱势族团除为了自身的需要接受外来文化 ， 一般总要尽力抗拒外来势力包括外来文化的侵入 ， 用各种方法维系自己的传统 。 它们之间没有真空地带 ， 作为反映它们各种活动遗迹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真空地带 。 研究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 既要从强势文化一方 ， 也要从弱势文化一方各不相同的角度去观察问题 。 ”
殷墟作为晚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 其考古学文化对周邻地区形成很强的辐射作用 ， 对周邻地区甚至边远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 徐良高所提的“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形成 ， 正是以殷墟为代表的“强势族团”有意或无意对周边地区“弱势族团”推行自己文化的结果 ， 当然也有可能“弱势族团”会主动采纳与吸收 。 但同时 ，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有双向性和潜在性 。 即使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压制力 ， 弱势文化仍会对强势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 特别是周邻文化中凸显的某一种“先进”文化因素也会被强势文化迅速采纳与吸收 。 周邻地区所具有的稀缺资源也会成为强势文化争夺的主要目标 。 同时 ，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采取的强行人口迁徙、流动 ， 也会造成弱势群体文化的传播 。
不过 ，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关键应是文化因素的分类与比较 ， 这种比较分析均建立在对一种或多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之上 ， 只有认识了其自身考古学文化的特性 ， 才有可能进行比较研究 。 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邑 ， 经历了传承、发展、鼎盛与消亡 ， 持续了250余年 。 同一时期内 ， 10余万人口的生产、生活 ， 在方圆约36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留下了难以尽数的遗迹、遗物 ， 形成了独特的殷墟考古学文化 。 90多年的发掘与研究 ， 让我们对殷墟的认识由模糊到清晰 ， 由粗犷到精细 ， 由肤浅到深入 ， 年代学框架不断完善 ， 都邑的动态布局逐渐清晰 ， 而对殷墟青铜器、玉器、陶器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的深度解析 ， 甲骨文、金文资料的不断丰富与释读以及科技考古学的应用等逐渐加深我们对殷墟文化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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