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中美国”( 二 )



经济全球化演变从最初的贸易全球化 , 逐步深入发展到信息、资本、科技、人才等要素全球化 , 再进一步发展到财政、货币、国家主权、价值观、婚姻、生活的高级全球化 。

美日欧已进入要素全球化阶段 。 欧元区达高级阶段 , 统一货币 , 协调财政 , 共商外交 , 共建国防 , 自由通婚 。 欧洲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 , 但二战后美苏争霸加速促成了欧洲命运共同体 。 如今欧元区国家已不可能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 , 很难再爆发战争 。

中美经贸关系还停留在商品贸易的初级阶段 , 金融、技术、信息等要素交流及贸易太低 , 基本没有财政、婚姻等高级融合 。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4.18万亿人民币 , 其中绝大多数是商品贸易 , 服务类、技术类、金融类贸易少 。

虽然美国长期向中国转移普通制造技术 , 但是受高科技禁运限制 , 两国缺乏深度的科技合作 , 中国长期未融入国际技术标准与规则 。

1949年美国出台了《出口管制法》 , 同时主导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 ,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高科技禁运 。 尼克松访华后 , 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 , 美国对华逐步放松防空雷达、通信、计算机等出口管制 。

但是 , 1999年 , 美国国会发布了“考克斯报告” , 对华高科技出口重新收紧 。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 , 美国对华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清单包括核材料、材料处理技术、电子技术、海洋探测技术等10大类 。

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 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中的占比连续下降 , 2001年时为18.3% , 到了2013年竟已降至8.6% 。

中国金融尚未开放 , 美国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受限 。 两国处于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 , 中国未融入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 。

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黄奇帆指出 , “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 , 外资金融机构只占1.8% 。 与之相比的是 , 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 , 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 。 ”[1]

经贸关系是中美两国的压舱石 , 但是中美巨额双边贸易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牢靠 。 做出口生意的企业主便很清楚 , 虽然长期与美国人做生意 , 但是二者几乎没什么交情 , 订单说没就没了 。

2018年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为4.18万亿人民币;2019年这一数据便滑落到3.73万亿 , 下降10.7% 。 美国只是继欧盟、东盟之后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

很多人认为 ,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 美国短时间难以找到这样的“世界工厂” 。 但是 , 2019年美国对中国减少了10%左右的进口额 , 美国国内并未出现物资紧缺或物价上涨 。 这说明这10%转移到其它国家或自主供应 。

其实 , 中美这种基础不牢靠的婚姻容易被“第三者”乘虚而入 。 越南趁中美贸易战之机全面快速开放 , 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同比增加近40% 。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健全的产业网络 , 但是产业网络构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 只要龙头企业迁移 , 相关上游供应商也随之过去 , 加上基础设施 , 一个产业网络很快形成 。 这些与美国做生意的人不少还是中国人 ,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

第二、中美贸易结构严重畸形 , 两国经济结构失衡 。

中国对美国长期顺差 , 顺差额持续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则长期赤字 。

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3.16万亿元 , 自美进口1.02万亿元 , 贸易顺差2.14万亿元 , 扩大14.7% 。 若以美元计价 ,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3233.2亿美元 , 同比扩大17.2% 。

很多人支持贸易顺差 , 认为贸易顺差可赚取更多的美元 。 这其实是一种重商主义思想 。 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其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二章中提出 , 增加我国财富的基本手段是赚取贸易差额:“我们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的价值要大于我们所消费的外国商品的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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