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川历史|始隐问题：春秋为何要从隐公元年开始记起，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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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春秋》记事始于隐公元年 ， 也就是公元前722年 。
如果不去深究其中奥义 ， 那么无论把起始年定在哪一年 ， 好像也都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 但对于那些善于从中探究深刻义理的古代经学家来说 ， 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应该被忽视 ， 反而是值得大书特书终极哲理 ， 必须要审慎对待 。
站在这个角度仔细推敲过去关于“始隐”问题的种种讨论 ， 你会惊奇地发现 ， 原来古代人开起脑洞来 ， 那也不是一般的威猛彪悍 。
按照我们一般的分期方法 ， 春秋时代是起始于公元前770年 。 这一年之前 ， 周王室虎踞宗周睥睨东方 ， 天下大政皆出于一尊；这一年过后 ， 礼崩乐坏、纲纪不存 ， 周平王在诸侯的簇拥下东迁洛邑 ， 开始了夹缝中苟延残喘的苦日子 。 作为一部定义了整个时代的经学巨著 ， 《春秋》理所当然要从这一年开始记起 。
退一步讲 ， 如果我们仅仅将《春秋》理解成是一部鲁国的国史 ， 那也应该是从伯禽受封建国的那一年讲起 ， 跳过了之前的十几任国君不讲 ， 独独从隐公元年开始记起 ， 似乎也没什么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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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能及”说
最早为这个问题作出解答的应该是《公羊传》 ， 书中将《春秋》记载的历史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阶段 。
“所见”是孔子所生活的时代 。 按照《史记》的说法 ， 孔子是在七十岁时开始编修《春秋》的 。 在过去的这七十年间 ， 他亲身经历了许多重要事件 ， 见证了时代的深刻变迁 ， 也查阅过大量的文献档案 ， 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见解 ， 因此可以准确无误地表述出来 。
从“所见”再往前推便是“所闻”的时代 。 这段历史孔子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 但通过父辈、祖辈的口耳相传 ， 以及翻阅过去的历史文献 ， 多少还能知其大略 ， 关于这段历史的记录同样是可信的 。
“所传闻”时代则更为久远 ， 就连他的父辈、祖辈也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 而且传世文献也很稀少 ， 可信度已经大打折扣 。 要想理清楚这段时期的历史脉络 ， 孔子便只能刻苦钻研、去伪存真 ， 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
从孔子个人的角度出发 ， “所传闻”的时代已经是他所能了解的历史上限了 ， 如果再往前推 ， 不仅传闻变得不可信 ， 就连当时的史料文献也都已经湮没无闻 。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 孔子自然不能将这些已经严重失真的信息传录下来贻害后世 。 因此从隐公元年开始记载 ， 也是在尊重客观规律 ， 是为后世负责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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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天数”说
《公羊传》虽然处处神话《春秋》 ， 可在“始隐”这个问题上 ， 却显现出了难得的务实精神 。 不过 ， 到了迷信之风盛行汉代 ， 就连这简单朴素的治学精神 ， 也被那些崇尚天人感应、迷恋五行学说的经学家给幻化出了神秘的色彩 。
在汉代学者看来 ， 《春秋》之所以要从隐公开始记起 ， 是因为从鲁隐公到孔子“作春秋”时的鲁哀公时期 ， 共经历了十二代的国君 ， 孔子记载十二代国君的史事 ， 正是在效法天数 。
这样的解释并不缺乏理论上的证据 。 在《左传》中 ， 有鲁国大夫子服景伯就说过这么一段话：“周之王也 ， 制礼上物不过十二 ， 以为天之大数也 。 ”
在古人看来 ， 一年有十二个月 ， 岁星绕行一周为十二年 ， 那么“十二”就是天之大数 ， 人间所有的制度 ， 大到王朝礼仪、庆典祭祀 ， 小到吃饭的时候该摆几道菜、衣服该缀几个扣子 ， 都要以天数为准绳 ， 丝毫不得逾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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