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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零工

数字“6”如今对陈珂有着特殊意义 。 每次消费前 ， 他都要把商品价格除以6——作为一个外卖骑手 ， 6元是他每单的平均收入 ， 他想知道眼前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卖才能买到 。
两个月前 ， 他还是个白领 ， 在上海一家马拉松赛事运营公司里 ， 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 。 不管冬夏 ， 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都会遮挡住强烈的阳光 ， 空调让室内保持着舒适的温度 。
在家人眼里 ， 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应该有的样子 。 对热爱跑步的陈珂来说 ， 这份工作也符合自己曾经对未来的期待 。
疫情改变了一切 。 今年上半年 ， 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都被搁置 ， 失去业务的公司就像进入了“休眠”——员工不用上班 ， 办公区保持着春节放假前的样子 ， 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忙碌起来 。
陈珂每月的收入从1.2万元 ， 降到了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 。 在来到上海的第三年 ， 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自己第一次处在“半失业”状态 。
他选择“打零工”来度过这段时期 ， 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数以亿计”的“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中的一个 。
除了外卖骑手 ， 这些“零工”还可能是快递员、滴滴司机、代驾 ， 或者网络主播 。 他们处在不同城市 ， 曾经从事不同的工作 ， 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 去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外部环境 。
“黑天鹅可能是疫情 ， 也可能是别的事情 。 ”陈珂把这次经历当作“危机演练” 。
他没想到的是 ， 做了两个月骑手 ， 收获的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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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电话时 ， 陈珂没有感到一点意外 。 只是那时他还没做好准备 ， 去面对接下来的艰难 。
那段时间 ， 他总是在公园的长椅上 ， “一坐就是一下午” 。 他努力思索 ， 想要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 却又摸不着方向 ， “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慌乱” 。
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 ， 如果不辞职 ， 他就没办法再做一份相对“正式”的工作 。 他针对自己的相关行业投了十几份简历 ， 想找一份短工 ， 但没收到任何一个面试通知 。 他清楚 ， 这些公司也都在经受疫情的冲击 ， 投简历只是为了最后一丝可能 ， 但这一次 ， 运气没有站在他这边 。
与此同时 ， 在河南郑州 ， 翟一帆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
他在一家旅游类的B2B（Business-to-Business的缩写 ， 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专用网络或互联网进行业务合作——编者注）公司上班 ， 负责开发旅游产品卖给旅行社 。 受疫情影响 ， 公司业务完全停滞 ， 员工工资停发 。 他的妻子也在旅游行业工作 ， 两人只能待在家里 ， 等待疫情结束 。
一开始 ， 翟一帆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太当回事 。 原本每年春节过后就是旅游淡季 ， 他习惯这段时间的低收入状态 。
压力来自于快速缩减的积蓄 。 每月初 ， 银行的账单就会准时发到他的手机上 ， 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1万多元 ， 再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 ， 翟一帆的家庭收支彻底失衡 。
“如果这样下去 ， 我最多撑到八九月份 。 ”简单地计算后 ， 一向对生活满意的翟一帆 ， 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经济的脆弱 。
成为待业青年后 ， 陈珂在上海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不易 。 那段时间他特别害怕天黑 ， “每天都是净支出 ， 一到晚上就意味着第二天又要花钱” 。
除去每月1500多元的房租 ， 公司发的基本工资只剩下900多元 。 虽然有些积蓄 ， 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陈珂来说 ， 那些“家底”还未到不得不用的时刻 。
他意识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及时止损 ， 所以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hard（困难的——编者注）模式”——每天必须的开支里 ， 吃饭被压缩到日均7元钱：早餐吃燕麦配牛奶 ， 3元 。 午饭是泡面或者米饭配黄豆酱 ， 平均3.5元 。 晚饭一般不吃 ， 或者吃一碗白粥 ， 0.5元 。 出门3公里内靠步行 ， 距离再远点的就坐地铁或者公交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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