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书院|《译林》的命运：一出生就差点死去( 三 )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 ， 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 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 回想三十年代 ， 我国进步的出版界 ， 出了许多进步书刊 ， 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 。 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 ， 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 ， 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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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听说 ， 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 ， 大为倾销 。 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 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 ， 这种行动 ， 除去为了赚钱以外 ， 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 ， 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
……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 ， 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 。 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 ， 不要趋“时”媚“世” ， 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 ， 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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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冯至先生
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文件给省委研究处理 ， 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 ， 也是相当重大的政治事件 。
《译林》创刊号开头刊登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嘉教授的短文《读点外国文学很有好处》 ， 陈嘉先生是 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耶鲁大学 博士 ， 是中国英美文学界的泰斗 ， 可他在文章的开头却写道：
我搞了几十年外国文学 ， 到了1966年 ， 忽然间这几十年的光阴 ， 等于是虚度了 ， 这方面的缴学与研究都白费了 。 不但白费 ， 而且还说是放了大量的“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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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犹在耳 ， 没想到几个月后 ， 一语成谶 。
刚出版一期的《译林》 ， 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
04
所幸 ， 这场风波发生在三中全会之后 ， 拨乱反正成为时代主流 ， 江苏省委在慎重讨论之后 ， 做了指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 ， 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 ， 要办得更好 ， 要认真做到位社会主义四化服务 。
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也表示 ， 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公映之后 ， 把原著加以出版 ， 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这部作品 ， 这不是什么错误 。
尽管如此 ， 《译林》依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 一个月后 ， 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 ， 李景端代表《译林》参会 ， 到了会场后他发现 ， 每个人的材料袋里 ， 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撰写的那封信！
在会上 ， 李景端顶着压力 ， 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他特别强调对外国通俗文学的争论是学术问题 ， 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和争鸣来达成共识 ， 不能简单地断论“堕落” 。 “左联”的革命精神当然要继承 ，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 ， 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也要与时俱进 。
李景端的看法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 ， 在大会闭幕式上 ， 宣传部长王任重一锤定音：这件事就这样处理 ， 到此结束 。 李景端也因此与冯至先生“不打不相识” ， 彼此得以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
一年以后 ， 《译林》收到钱锺书、杨绛先生联名的来信：
《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 ， 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 ， 有很好的“口碑” 。 我们听到后 ， 觉得沾了光 ， 同时也内心惭愧 ， 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 ， 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 。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伺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 。 “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 ， 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 。 “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 ， 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 。 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sociology）家像R. D. Altick ， R. Escarpit ， R. Schenda ， J. L. 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 。 《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 有显著的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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