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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 二 )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 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最好途径 。
三、“撤村并居”是农民 (集体) 和基层政府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选择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出台之后, 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出现了以“撤村并居”为核心内容的新农村建设,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上楼”运动 。为什么会形成“撤村并居”运动?
这些年来, 农村发展速度相对于城市非常缓慢, 主要原因是各种要素都在向城市转移和集中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出台后, 突然间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量资金——45万亿要流向农村了 。农民要获得这45万亿元, 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挥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的优势, 在一定区域内实施“撤村并居”, 以压缩整理宅基地、自留地和改造荒废地——“非转农”获得补偿, 这是农民 (集体) 和基层干部追求土地价值最大化的经济理性 。
“撤村并居”也是农民适应农村巨大变迁和科学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理性选择 。这些年来, 新农村建设的另一个困境是农村的公共服务难和基础设施建设难, 主要原因是农民居住过于分散 。要为全国居住在60万个行政村、500万个自然村的9亿多农民提供水、电、气、路、网、邮和教育、医疗、养老、消防、安全、健身娱乐等服务非常不经济 。更大的问题是30年后, 乡镇、集镇以下居住的农民可能只有2亿—3亿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迁 。现在的新农村建设, 必须适应这个趋势, 超前规划, 将有限的公共资源集中用于中心村建设, 以避免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浪费 。农村的“空心村”越来越多, 说明“撤村并居”不仅符合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要求, 也符合农民意愿 。
可以肯定, 在未来很多年只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政策不变, 各地城乡统筹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力度 。“土地增减挂钩”执行力度越大, 城乡统筹发展和协调发展就越理想;农村“撤村并居”越快, 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越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快, 反哺农村发展的力度也会越大, 农村现代化的速度也会越快, 缩小城乡差距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
因此, 未来农村的“撤村并居”和工业化、城市化是相辅相成、高度相关的, “撤村并居”既是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理性经济行为, 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行为, 是阻止不了的大趋势 。
四、辩证看待“撤村并居”、“农民上楼”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 关于农民种养不方便、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 。当前, 某些传统的农家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远去 。一方面, 农民自主建房基本上楼房化了, 几乎再没有农民建平房了, 这是大趋势;另一方面, 种养殖专业化、农机服务社会化发展很快, 多数农民不种地、不养猪了, 这也是大趋势 。即使有些农民依然有种养的意愿, 在“撤村并居”的过程中也可照顾到, 如设专门的养殖小区、专门的种菜小区、专门的农具和杂物放置间等 。“撤村并居”后, 随着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 更多的农户会将土地转包出去, 住地和庄稼地的距离慢慢会被忽略 。当然, 在设施农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临时生产房和农业生产棚必须在一起, 这与“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并不矛盾 。总之, “农民种养不方便”的问题, 既不完全是“集中居住”造成的, 也并非不可克服 。
此外, 农民上楼后, 部分农民的生活成本会有一定的上升, 但总体上看, 农民得到的土地补偿款 (若政府和开发商不克扣) 应能保障未来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 即使农民不集中上楼, 自己建楼房也是上楼 。农民生活成本上升, 是通胀在农村的反映, 不能归结于“农民上楼” 。
第二, 关于开发商赚钱太多、政府对农民补偿不足的问题 。农民买房价格高于或远高于建房成本, 这样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 。如果基层政府仅仅是个服务者, 价格是农民共同体 (村社集体) 和开发商平等谈判的结果, 或者农民共同体自主招标选择开发商, 那么开发商盈亏与否都不是问题 。所以, 避免农民抱怨开发商赚钱太多的办法, 是在实施“撤村并居”中一定要以村民共同体 (村社集体) 为主体实施, 基层政府一定要定位在服务者的角色上, 不要越俎代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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