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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虎背上的华为

文 / 田涛，著名管理学家，华为高级顾问，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
本文选自田涛新著《理念·制度·人》(中信出版社出版) ，华夏基石e洞察已获作者及出版方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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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文化的源与流：美国是华为的老师任正非的父母对他的人生哲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巨大的， “活下去，一起活下去”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分餐制”——分享制，可以说已经内化到了少年任正非的灵魂之中。任正非的原生家庭赋予他的人格和44 年的社会经历是华为组织文化演化的基石。它包含了至为珍贵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合作精神。但它是朴素而粗糙的，是有局限性的，仅仅依靠这样的文化精神很难缔造出世界级的华为。
少年时代的任正非的理想是“顿顿有馒头、油条吃”（现在他仍然喜欢吃油条喝豆浆）， “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看看” 。大学时代的任正非从贵州的大山走进了“重庆的大山”——重庆建工学院，知识打开了他的眼界，塑造了他的思维架构能力，但他仍然惦记着一顿能有几个馒头吃。军人任正非学会了服从与遵守纪律，军队构建了他的英雄观与秩序观，与此同时，他也是那个禁锢的年代极少数接触过西方世界的中国青年，但他还是想着能吃饱馒头。
饥饿是笼罩任正非青少年时期的浓重的阴影。可以说，这个影子追随了他大半生，也投射到了华为的管理理念之中。
改革开放释放了任正非这一代人的雄心与欲望，但事实上他们早期的视野仍然是十米、二十米开外，是“鸡的理想”而不是“鹰的格局”（一位研究中国当代企业史的学者之语）。华为在1988年的追赶标杆是“超越四通”——四通集团是那个年代北京中关村的明星企业。
1987年，在租用的一间简易居民楼的办公场地，任正非给筹建中的公司起名，正好墙上有一行标语，就从中间各取了一个字，组合成“华为” 。 20多年后的2011年，公司在三亚的终端务虚会上，曾经讨论过终端要不要建独立品牌，作为消费品品牌名， “华为这个名字H发不出音来，会影响传播” 。任正非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很认真地问大家，公司要不要改个名字，大家说都到这个阶段了，很难改，也没法儿改。任正非感叹道：“当年在阳台上创业时，没想到会做这么大。要是早知道，就取一个稍微国际化的名字了。 ”
1992年对华为和任正非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年份。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一年任正非率领郑宝用、郭平等人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走马观花”看美国，从东到西地感受美国的方方面面。用郭平的说法， “我们几个人就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带了5万美元，坐出租车一甩手就是100美元（手上没零钱），出租车司机看我们的眼神都有点怪怪的……”但是，这一次的访美之旅，给这一群黄皮肤的中国创业者，带来的震撼是极其巨大的。
任正非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理想家，美国之行让他变得更躁动了。从此之后，华为追赶的目标主要是西方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华为学习的对象也聚焦到了一个点：美国。
1997 年岁末，任正非带领20 位左右华为高管再次访美，先后走访了IBM、贝尔实验室、思科、惠普……华为高管们深刻体会到美国的开放文化和创新体制的伟大力量。
当时正值圣诞节假期，美国一派节日气氛，这群人却把自己封闭在硅谷的一家小旅馆里， 3 天没有出门，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形成了100 多页的讨论简报。这次美国之行不仅进一步撑大了华为领导层的格局与野心，更重要的是另外两点：一是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合格的、卓越的企业无不拥有强大的使命精神，尽管它们必须不断赚钱，但赚钱的初始目的与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顾客理想；二是要将华为建立在制度的轨道上，逐渐摆脱对个人的依赖。